譬如民主鬥士聞一多。他不是天然就會成為烈士的，他的人生起點與傳統的知識分子一樣，也是遵循著學士、名士的慣常之階。傳統國學的濡染在他骨子裏深深地植入了“正統”、道統的觀念，年輕時的一些言論甚至被“左派”人士視為反動透頂，以至於西安事變發生後，他還積極參與起草了《清華大學教授會為張學良叛變事宣言》。因為當時，蔣政權在他的眼裏居正統地位，代表著民族的利益，時勢這個“大局”，自然就決定了他的是非判斷。然而，他在美國留過學，又有激進、剛烈的性格和追求至善、至純的赤子情懷，勢必會導致他在日益腐敗、崩朽的現政權麵前，最終采取不合作的態度，以至於在高壓與專製的逼迫下憤然轉向，走上演講台，喋血街頭，成為烈士。
譬如一等哲人馮友蘭。因為他是個最有爭議的人物——忽視“道路”的人，會放大他曲意逢迎、阿世自保的人格缺陷；隻注重“腳”的人，會把他看作是“見侮不辱”、自我救贖的曠世高人。到了王開林這裏，他的主客觀作用的“二元”敘述原則，使曆史真相得以還原。生逢社會大動蕩、政局大動亂、思想大動蕩的時代，個人的忽左忽右、載沉載浮是曆史的必然。到了馮友蘭這裏，懦弱使他扭曲，活絡使他糾結，然而他又是個良知和思辨高度統一的人——思辨使他深刻，能看到時代最終的趨勢，因而懷著希望；良知使他痛苦，因而保住底線不做終極的陷落。更重要的是，他有堅定的哲學信念，在他自己提出的四境界說——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中，將天地境界看得最重——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使命之下，他是不會被世俗的道德評判所左右的。於是，他得以存活，得以在學術上“複活”——戛戛獨造，寫成七卷本的《新編中國哲學史》。
這就是曆史的深刻性，是那種寄予“簡單的史實”的寫作所不能抵達的。
《國士無雙》中，唯一書寫的女性人物是林徽因。王開林揭去世人為其罩上的種種神秘麵紗，把她回歸到“人”的凡間，讓人看到“神女”畢竟也是女，也有著庸常女性的種種原生之態，比如同時愛兩個男人無法取舍，乞求他們代為決斷，比如喜歡別人的讚美，一如喜歡詩歌；比如也有強烈的事業心，也在功名上爭強好勝；比如疾病纏身，也愁慘成一團化不開的憂傷。作者所取的“人”的視角，使他獲得了“優越的敘述智慧”，優雅在當優雅之處——拓寫時代烙印，而不空疏，摹寫個人品行而不虛矯，把林徽因寫活了。成功之處，在於作者的誠實，他知道自己不是全知全能，便緊緊地“貼”著人物寫，一如夏多布裏昂所說，“短視的智慧以為可以看見一切，因為它是睜著眼睛觀察的；優越的智慧能夠閉著眼睛觀察，因為它看見的一切都在內部”。
不難看出，《國士無雙》有著與雨果、夏多布裏昂等世界大師隔空對話的品質，有開創之功，讓人感受到了漢語寫作的驕傲與自豪。我們期待中的曆史文化大散文，既要看到時代的風雲變幻、社會的潮汐湧動，也要看到人心的萬象和人性的騰挪，而不是顧此失彼，非此即彼。這一切，《國士無雙》悉數做到了，我由衷地送上一份敬意！
同為上世紀六十年代出生的寫作者，我很欽羨地說一句：《國士無雙》寫得真好。樸質平淡之下，有迷人的風生雲起，不假臧否之間，直逼人與事的內在本質。在立論周匝、堪稱信史之餘，它既讓人看到了人的命運，也看到了曆史的軌跡。曆史真一如人，它也有不情之願，也有不堪之思，也有不經之論——既有自然的發生，也有意外的變故——因為任何曆史終歸是人的曆史，人及人性的複雜，使曆史有了蒼涼與悲壯的成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