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先生在西南聯大期間既教書，又育人，據校友馬識途回憶，1944年5月3日由西南聯大曆史學會主辦了“五四”紀念會（實為中共地下黨策劃），出席晚會的教授有張奚若、聞一多、周炳林、吳晗和雷海宗，在會上他們的發言闡述了五四運動偉大的曆史意義，會開得很成功。西南聯大附近的文林街上有個文林教堂，教堂牧師是位名叫吉爾伯·貝克的英國人，他頗為風雅，西南聯大遷來不久就結識了多名教授，其中雷海宗先生常來此講演。
雷先生在西南聯大工作期間的1940年4月國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史地教育委員會，雷先生同吳稚暉、張其昀、蔣廷黻、顧頡剛、錢穆、陳寅恪、傅斯年等聘為委員，此舉反映了雷先生在文教界的威望。
1946年西南聯大結束，雷先生在這年十月回到北平清華大學的清華園，講授的主要課程有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史學方法、西洋史學名著選讀、商周史、秦漢史和中國通史，其中西洋文化史和西洋近古史的講授給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西洋近古史這門課第一章照例是宗教改革，第一堂從中世紀基督教在歐洲的重大作用講起，以“七禮”（或稱“七聖事）為例，說明當時一個人從出生到死都離不了教會，嬰兒一出生要受洗禮，長大成人結婚要由教士主持婚禮，臨終前要行敷油禮。這麼一講，立刻引起了學生的極大興趣。然後，他再講教會的腐敗，很自然地過渡到路得的宗教改革，使學生深為受益。他講課幾乎每堂課都有一些令人難忘的名言警句，在講《堂·吉訶德》這部名著的劃時代意義時，他說：“它使全歐洲在一陣大笑聲中結束了騎士文學。”
在講課的同時，他先後發表了《曆史過去的釋義》、《歐美民族主義的前途》、《理想與現實》、《兩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人心》、《如此世界，如此中國》、《論中國社會的特質》等專論文章既不乏創見，也反映出其時他對共產黨和人民解放戰爭還不了解，甚而有所誤解。盡管如此，在清華解放前夕，有人動員他“南飛“，並願為他提供機票，他拒絕了。
令人難忘的是雷先生同學生迎接解放軍的一樁故事，1948年12月1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海澱，清華園解放了，全校師生為之歡呼。18日這一天，雷海宗先生和曆史係的幾位同學一起去玉泉山，同解放軍官兵進行了歡快的交談。據他的學生萬邦儒說：那天雷先生和我們一起去玉泉山看望解放軍，回學校時在西校門，看到校門口牆上貼著一張布告，上麵寫著：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三兵團政治部布告
為布告事，查清華大學為中國北方高級學府之一，凡我軍政民機關一切人員，均應本我黨我軍既定愛護與重視文化教育之方針，嚴加保護，不準滋擾。尚望學校當局及全體同學，照常進行教育，安心求學，維持學校秩序。特此布告，俾眾周知！
此布
政治部主任 劉道生
中華民國卅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大家圍著觀看，有同學情不自禁地朗讀著。雷海宗先生出於曆史學家對曆史文物和史料的敏感，向大家說：“這是一件重要曆史文物，應妥善保存。”萬邦儒等人把這張布告小心翼翼地揭了下來，送到曆史係保存。如今這份重要曆史文物，仍存放在清華大學檔案館內。
新中國成立後，雷海宗參加思想改造、土地改革等運動，從思想感情上體會到“為人民服務”的真正意義。他開始係統學習馬克思主義，感到發現了一個新世界，似乎恢複了青年時代的熱情。他在《讀毛主席〈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充滿激情地寫道：“每讀到毛主席分析實際問題與指示具體策略的文章，都有一個最強烈的感覺，就是問題分析的透徹與策略指示的正確，也就是說，這些分析與指示都是有預見性的。例如《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