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五十年代，雷先生在南開大學工作期間，他積極從事學術研究時，既搞陽春白雪，也重下裏巴人，他注意科普工作，他先後在《曆史教學》上發表有關世界史領域若幹混亂概念的辯誤。雷先生還對世界地理的若幹概念進行了訂誤。
據雷海宗先生在《翻譯中的小問題一束（二）》（載於1950年12月出版的《翻譯通報》第一卷第六期）中指出：“英倫三島“這個錯誤譯名由來已久，在滿清末年已經流行，當初也並不是譯自British Isles，乃是由誤解而來。當時的聯合王國主要有三部分，就是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當時人又模模糊糊的知道‘聯合王國’是一個島國，所以就望文生義的認為三個‘蘭’就是三個島，塑造出這個奇特的名詞。”後來人們雖然對聯合王國的了解增多，知道它並非三島。
多年以後商務印書館資深譯著編輯周穎如在她寫的《譯稿編輯生涯三十年》一書中，特別提到了雷先生這則訂誤，鑒於時下仍有人沿用“英倫三島”這個誤譯，周穎如呼籲不要因約定成俗而繼續誤用。
我們在回顧雷先生學術研究的豐碩成果時，應注意到中國港台學者對雷先生及戰國策派的學術成就的評論，有關評論見之於嶽麓書社2003年出版的許冠三的《新史學三十年》一書的第十二章。另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王爾敏著的《二十世紀非主流史學與史家》一書，在前言中列有“戰國策學派”專目，對戰國策學派有言簡意賅的評論，指出：“戰國策學派之一群學者，所取定名為戰國策頗具深意。一在表麵看清世界大局，一在表明所當時代。這些學者在世界眼光上，在文化使命上，在學問造詣上，俱遠遠超過淺薄濤張、眼高手低的科學主義史學派。戰國策學派之學者群，除沈從文一人外，俱是遊學國外而對西方有深入了解。他們在這樣艱危的國難時代，表現出對國家有信心，對西方文化有批評，對西方曆史參考透熟，有全麵、全程評估，對西方文學、哲學也有批評，所站是中國知識分子立場。鄙人多年治史所見，戰國策學派成員是二十世紀的百年中人才精英，為最傑出學界領袖，抱負中國文化使命，以中國為主體。然而卻在抗戰之後麵對國際主義潮流，一一被人誣為法西斯主義，而備遭難堪對待，下場可悲。”
台灣學者陳惠芬更寫有長篇論文《文化形態史觀與國史研究——論雷海宗的史學》（刊於1988年6月出版的《台灣師範大學曆史學報》第十六期）。陳惠芬認為雷氏以文化形態史觀從事國史研究，主要基於兩點的因素，一是實用的，也就是受了近代以來民族文化危機的刺激，於是想借助文化形態史觀的特殊曆史解釋的作用，了解中國現階段所遭遇到的中西文化的衝突，適應問題的本質，進而為當時蓬勃的建國運動提供積極性的意見。一是學術的，也就是企圖矯正實證主義影響下中國史學界重視史料的考證，不重視曆史的解釋，以及用單一因素解釋曆史的缺失。提倡以一種整體性比較綜合的觀點，來闡明中國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