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現在依然處於一個重要的戰略機遇期,同時,也處於一個矛盾多發期。社會政策重視構建良性互動的社會關係,持續關注女性、兒童、青少年、老年人、少數民族、殘障人員和外來人口等社會群體。近十多年以來,中國在教育、醫療、住房和就業等方麵的社會政策的覆蓋麵逐步從戶籍人口擴大到常住人口,今後,對貧弱群體的社會救助還要進一步加強,這些社會政策的推行和完善有利於社會個體之間、社會群體之間以及個體和群體之間的良性互動。
(五)協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人們曾經在較長時期內認為經濟政策是創造社會財富的手段,社會政策不僅不能創造財富,還要消耗財富,是政府財政支出的一種負擔。雖然早在1968年聯合國相關會議就提出了“發展型社會福利”的概念,11年後,又提出了相關方案,然而,該理念的影響始終有限。最近20多年來,經濟發展和社會政策之間的張力引起了人們的深思,出現了社會政策研究的範式革命,提出了發展型社會政策的理念。這一範式革命將社會政策從一種再分配手段發展為一種社會投資,徹底改變了社會政策唱配角、經濟政策唱主角的傳統觀念。通過再分配手段、社會資本投資、人力資本投資和資產建設等形式,使中下層群體的收入狀況能夠得到切實改善,內需潛力得以釋放。因而,在出口受阻、內需不振的情況下,社會政策成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生產性要素。
四、消解“三棱鏡群體”現象的生成環境
(一)完善利益訴求表達機製
“三棱鏡群體”現象發生於中國經濟體製轉軌、社會結構轉型和利益格局調整的緊要時期,利益主體多元化與利益訴求多樣化是這一時期的重要特點,不同社會階層、不同利益群體之間往往存在著利益不一致的地方,如果利益表達渠道不暢通,反饋、溝通不及時,往往會形成緊張的利益關係。應該建立各階層和各利益群體(尤其是弱勢群體)表達自己利益訴求的機製,例如,作為基層組織的社區,直接麵向大眾,在體察民情、傾聽民聲、了解民意和集中民智方麵具有天然的優勢,因此要重視社區這方麵功能的發揮,同時,要完善民意調查製度、協商談判製度等基本製度。另外,電視、報紙、廣播和雜誌等傳統媒體為群眾表達利益訴求發揮了重大的作用,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還可以利用微博等新媒體拓寬利益訴求表達渠道。此外,還要完善涉訴信訪案件的處理。
(二)共同分享發展成果
經過30多年的持續高速發展,中國在經濟建設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依然存在著收入分配差距繼續擴大、教育發展不均衡、住房價格持續偏高、就業壓力不斷增大等民生問題。在國家財富得到極大提高的背景下,現在中國有能力實現全麵改善民生、全民共享發展成果的目標。例如,在收入分配上,進一步落實以公平為基礎、以效率為導向的原則,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教育上,不斷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盡快普及高中教育,維護好教育的公益性;在就業上,加強對低素質勞動力的培訓,提升就業質量,規範人力資源市場;在醫療衛生上,完善國民健康政策,增加對農村地區的醫療衛生投入,減輕人們的醫療衛生負擔等。當然,“共享”不是要回到平均主義的道路上去,而是按貢獻大小實行有差別的分享,隻是這個“差別”要控製在一個合情合理的範圍。
(三)建構協調社會利益關係的長效機製
利益關係和諧是人際和諧、群體和諧的核心和基礎,在發展的過程中,必須把握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不同社會群體的特殊利益之間的關係,兼顧好各方的利益。最關鍵的是要從製度入手,形成一套健全有效的協調社會利益關係的長效機製,如建立利益補償機製、約束機製和引導機製。在保證利益競爭機會平等的同時,對於競爭中的輸方,社會要寬容,尤其是給那些處於生存困境中的輸方以必要的關心和幫扶。利益約束機製是指建立對各利益方獲取利益的行為進行規範的製度體係,采取法製等手段來約束不規範、不公正的行為來協調利益關係。利益引導機製主要指從思想觀念進行引導人們正確處理個人利益與群體利益、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的關係。
(四)進一步推進社會建設
早在2005年2月19日,胡錦濤通過《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首次提出,“更加明確地由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三位一體發展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於2012年召開的“十八”,又進一步提出“五位一體”建設。總之,自2005年以來,社會建設受到空前重視,取得了可喜成就,然而,仍需大力加強。例如,在政府類型建設上,要切實從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型,使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中發揮主體作用;在公共財政上,要調整公共財政支出結構,給民生領域以更多的資金支持,向困難地區和困難群體傾斜;在民生領域,在考核地方官員政績時,應當加強社會政策類指標的權重,使“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有明確的考核標準和考核指標,國家要進一步加大在教育、醫療和住房等方麵基本保障上的投入。隻有把社會建設工作做好了,群體和諧共處、社會安定有序才具有一個紮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1]齊美爾.貨幣哲學[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151-157.
[2]齊格蒙特·鮑曼.現代性與大屠殺[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
[3]遲福林.新型城鎮化專題研究[J].井岡山幹部學院學報,2013(4):112.
[4]王德文.收入轉移對中國城市貧困與收入分配的影響[J].開發導報,2005(12):8.
[5]常 紅.我國城鎮貧困人口約5000萬[EB/OL].
[6]王 軍.生育政策和社會經濟狀況對中國出生性別比失衡的影響[J].人口學刊,2013(9):11.
[7]郭誌剛.六普結果表明以往人口估計和預測嚴重失誤[J].中國人口科學,2011(12):2.
[8]何 芸.農村家庭結構變遷及其對養老保障的影響分析[J].社會保障研究,2011(1):75.
[9]薛曉源,劉國良.全球風險世界:現在與未來——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風險社會理論創始人烏爾裏希·貝克教授訪談錄[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5(1):44-45.
[10]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中國人類發展報告2005:追求公平的人類發展[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社,2005:79.
責任編輯 張忠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