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
（墓中的）五個人，就是當周蓼洲先生被捕的時候，被正義所激勵而死於這件事的。到了現在，本郡有聲望的士大夫們向有關當局請求，就清理已被廢除的魏忠賢生祠舊址來安葬他們；並且在他們的墓門之前豎立碑石，來表彰他們的事跡。啊，也算是盛大隆重的事情呀！
這五人的死，距離現在建墓安葬，時間隻不過十一個月罷了。在這十一個月當中，所有富貴人家的子弟，意氣激昂，得誌的人，他們因患病而死，死後埋沒不值得稱道的人，也太多了；何況鄉間沒有聲名的人呢？唯獨這五個人聲名顯赫，為什麼呢？
我還記得周公被捕，是在丙寅年三月十五日。我們社裏那些道德品行可以作為讀書人的榜樣的人，替他伸張正義，募集錢財送他起程，哭聲震天動地。緹騎按著劍柄上前，問：“誰在為他悲痛？”大家不能再忍受了，把他們打倒在地。當時以大中丞職銜作應天府巡撫的是魏忠賢的黨羽毛一鷺，周公被捕就是由他主使的；蘇州的老百姓正在痛恨他，這時趁著他厲聲嗬罵的時候，就一齊喊叫著追趕他。這位大中丞藏在廁所裏才得以逃脫。不久，他以蘇州人民發動暴亂的罪名向朝廷請示，追究這件事，殺了五個人，他們是顏佩韋、楊念如、馬傑、沈揚、周文元，就是現在一起埋葬在墓中的這五個人。
然而，當五個人臨刑的時候，神情慷慨自若，呼喊著中丞的名字斥罵他，談笑著死去了。砍下的頭放在城頭上，臉上的神情一點也沒改變。有位有名望的人拿出五十兩銀子，買下五個人的頭並用棺材收起來，最終與屍體合到了一起。所以現在墓中是完完整整的五個人。
唉！當魏忠賢作亂的時候，做官的人能夠不改變自己誌節的，中國之大，能有幾個人呢？但這五個人生於民間，從來沒受過《詩》《書》的教誨，卻能被大義所激勵，踏上死地也不回頭，又是什麼緣故呢？況且當時假托的皇帝的詔書紛紛傳出，追捕同黨的人遍於天下，終於因為我們蘇州人民的發憤抗擊，使閹黨不敢再將我們株連治罪；魏忠賢也遲疑不決，畏懼正義，篡奪帝位的陰謀難於立刻發動，直到當今的皇上繼位，（魏忠賢畏罪）吊死在路上，不能不說是這五個人的功勞呀。
由此看來，那麼如今這些高官顯貴們，一旦犯罪受罰，有的人脫身逃走，不能被遠近的百姓所容納；也有的剪發毀容、閉門不出，或假裝瘋狂不知逃到何處的，他們那可恥的人格，卑賤的行為，比起這五個人的死來，輕重的差別到底怎麼樣呢？因此周蓼洲先生的忠義顯露在朝廷，贈給他的諡號美好而光榮，在死後享受到榮耀；而這五個人也能夠修建一座大墳墓，在大堤之上立碑刻名，所有四方的有誌之士經過這裏沒有不跪拜流淚的，這實在是百代難得的機遇啊。不這樣的話，假使讓這五個人保全性命在家中一直生活到老，盡享天年，人人都能夠像對待奴仆一樣使喚他們，又怎麼能讓豪傑們屈身下拜，在墓道上扼腕惋惜，抒發他們有誌之士的悲歎呢？所以我和我們同社的諸位先生，惋惜這墓前空有一塊石碑，就為它作了這篇碑記，也用來說明死生意義的重大，一個普通老百姓對於國家也有重要的作用啊。
幾位有聲望的士大夫是：太仆卿吳因之公，太史文文起公，姚孟長公。
【作者簡介】
張溥（1602-1641），字天如，號西銘。江蘇太倉人。明崇禎進士，文學家。自幼發奮讀書，明史上記有他“七錄七焚”的佳話。與同鄉張采齊名，合稱“婁東二張”。兩人相互砥礪，崇尚節氣，切磋文理，立誌改革世風日下的文壇。天啟四年（1624年），二人在蘇州創建複社。天啟六年，撰寫《五人墓碑記》，痛斥閹黨。崇禎元年（1628年），與張采一起，在太倉發起了驅逐閹黨骨幹顧秉謙的鬥爭，所撰散文，膾炙人口，因此，“二張名重天下”。幼年勤奮好學，所讀書必手抄，抄畢吟誦即燒掉，如此六、七遍方止，冬夏皆然。因此他的讀書室名為“七錄齋”。
張溥一生著作宏豐，編述三千餘卷，涉及文、史、經學各個學科，精通詩詞，尤擅散文、時論。張溥散文，在當時很有名，風格質樸，慷慨激昂，明快爽放，直抒胸臆。其《五人墓碑記》，讚頌蘇州市民與閹黨鬥爭，強調“匹夫之有重於社稷”，為“縉紳”所不能及。敘議相間，以對比手法反襯五人磊落胸襟，為傳誦名篇。
【賞析】
本文作於明崇禎元年（1628）。天啟年間，宦官魏忠賢專權，網羅遍天下，以殘暴手段鎮壓東林黨人。天啟七年（1627），派人到蘇州逮捕曾任吏部主事、文選員外郎的周順昌，激起蘇州市民的義憤，爆發了反抗宦官統治的鬥爭。本文是為這次鬥爭中被閹黨殺害的五位義士而寫的碑文。
《五人墓碑記》描述了明朝末年的東林黨人和蘇州人民不畏強暴與魏忠賢之流英勇鬥爭的事跡，歌頌了其中五人“激昂大義，蹈死不顧”的英雄氣概，揭示了“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的主題思想。文章字數不多，但生動形象，感人肺腑；這除了內容真實、選材典型外，尤其體現在多種表現手法的綜合運用上。
一、成功地運用了記敘、議論、抒情三結合的表達方式古代的墓碑記屬於雜體，常將敘事、議論、抒情融為一體。
本文即具有這樣的特色——既記錄了有關五位義士的鬥爭史實，又在議論中抒發了作者愛憎分明的強烈感情。其中文章的第二部分記敘了蘇州市民為蓼洲周公伸張正義與閹黨鬥爭的始末。這一部分看似單純記敘，但我們能從中領略到作者對五位義士的敬慕熱愛之情和對閹黨的刻骨仇恨。如：文章的第三部分是論五人鬥爭及其犧牲的意義。在議論中兼有記敘和抒情。比如記縉紳的“易誌”，寫閹黨的“不敢複有株治”，魏忠賢的畏罪自縊，身居高爵顯位的閹黨受懲治時表現的可恥行為等等。
這樣寫既能把要記敘的人物事件交代清楚，讓那些鬥爭的場麵曆曆再目，使人受到感染，又能把這一事件所起的作用揭示出來，以達到表彰英烈、激勵後人的目的。
二、成功地運用了層層對比的手法，把人物的特點描繪得更為突出鮮明。
1.以“富貴之子，慷慨得誌之徒”的病死，與“草野之無聞者”的就義進行對比——一個名字從此湮沒，一個卻如此光明顯耀。
2.以讀詩書受古訓的縉紳，與“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的五位義士進行對比——一個易誌，一個高風亮節。
3.用“高爵顯位”之人不擇手段苟全性命的卑劣行為，與五人從容就義進行對比——一個辱人賤行，一個仗義犧牲。
運用這樣的對比手法所起的作用：一是揭示了達官貴人的種種醜態，反襯出五人大義凜然、不畏強暴、臨難不苟的高尚品格。二是為議論提供了生動有力的論據，加強了文章的感染力和說服力。三是加強了文章的氣勢和邏輯的力量。這三個對比，層層深入，由低層（五人與一般“富貴之子”）到中層（五人與縉紳），進而到高層（五人與高官顯爵），五義士犧牲的價值、死後產生的巨大影響等深刻意義，以“義”為核心，示了“死生之大”。
總而言之，這篇文章夾敘夾議，層層對比，步步深入，前後照應，反複唱歎，熔敘事、議論、描寫、抒情於一爐。而這一切，又都服務於主題思想的表達。這個主題思想，作者直到文章的結尾才明確地說出來，那就是：“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
餘幼時即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1），每假借於藏書之家（2），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3）。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餘，餘因得遍觀群書。既加冠（4），益慕聖賢之道。又患無碩師名人與遊，嚐趨百裏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5）。先達德隆望尊（6），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嚐稍降辭色。餘立侍左右，援疑質理（7），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咄（8），色愈恭，禮愈至（9），不敢出一言以複，俟其欣悅，則又請焉。故餘雖愚，卒獲有所聞。
當餘之從師也，負篋曳屣（10），行深山巨穀中，窮冬烈風（11），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12）。至舍，四支僵勁不能動，媵人持湯沃灌（13），以衾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14），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15），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備容臭（16），燁然若神人；餘則緼袍敝衣處其間（17），略無慕豔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蓋餘之勤且艱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