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重複一句，我的好朋友，如果一個有才能的人想迅速地幸運地發展起來，就需要有一種很昌盛的精神文明和健康的教養在他那個民族裏得到普及。”
“我們都驚讚古希臘的悲劇，不過用正確的觀點來看，我們更應驚讚的是使它可能產生的那個時代和那個民族，而不是一些個別的作家。因為這些悲劇作品彼此之間盡管有些小差別，這些作家之中盡管某一個人顯得比其他人更偉大、更完美一點兒，但是總的看來，他們都有一種始終一貫的獨特的性格。這就是宏偉、妥帖、健康、人的完美、崇高的思想方式、純真而有力的觀照以及人們還可舉出的其他特質。但是，如果這些特質不僅顯現在流傳下來的悲劇裏，而且也顯現在史詩和抒情詩裏，乃至在哲學、辭章和曆史之類著作裏；此外，在流傳下來的造型藝術作品裏這些特質也以同樣的高度顯現出來，那麼我們由此就應得出這樣的結論：上述那些特質不是專屬於某些個別人物，而是屬於並且流行於那整個時代和整個民族的。”
“試舉彭斯為例來說，倘若不是前輩的全部詩歌都還在人民口頭上活著，在他的搖籃旁唱著，他在兒童時期就在這些詩歌的陶冶下成長起來，把這些模範的優點都吸收進來，作為他繼續前進的有生命力的基礎，彭斯怎麼能成為偉大的詩人呢？再說，倘若他自己的詩歌在他的民族中不能馬上獲得會欣賞的聽眾，不是在田野中唱著的時候得到收割莊稼的農夫們的齊聲應和，而他的好友們也唱著他的詩歌歡迎他進小酒館，彭斯又怎麼能成為偉大的詩人呢？在那種氣氛中，詩人當然可以作出一些成就！”
“另一方麵，我們這些德國人和他們比起來，現出怎樣一副可憐相！我們的古老詩歌也並不比蘇格蘭的遜色，但是在我們青年時代，有多少還在真正的人民心中活著呢？赫爾德爾和他的繼承者才開始搜集那些古老詩歌，把它們從遺忘中拯救出來，然後至少是印刷出來，放在圖書館裏。接著，畢爾格爾和弗斯還不是寫出了許多詩歌！誰說他們的詩歌就比不上彭斯的那樣重要，那樣富於民族性呢？但是其中有多少還活著，能得到人民齊聲應和呢？它們寫出來又印出來了，在圖書館裏擺著，和一般德國詩人的共同遭遇完全一樣。也許其中有一兩首還由一個漂亮姑娘彈著鋼琴來唱著，但是在一般真正的人民中它們卻是音沉響絕了。當年我曾親耳聽到過意大利漁夫歌唱我的《塔索》中的片段，我的情緒是多麼激昂呀！”
“我們德國人還是過去時代的人。我們固然已受過一個世紀的正當的文化教養，但是還要再過幾個世紀，我們德國人才會有足夠多和足夠普遍的精神和高度文化，使得我們能像希臘人一樣欣賞美，能受到一首好歌的感發興起，那時人們才可以說，德國人早已不是野蠻人了。”……1828年3月12日（近代文化病根在城市；年輕一代受摧殘；理論和實踐脫節）”
歌德說，“我們這老一輩子歐洲人的心地多少都有點兒惡劣，我們的情況太矯揉造作、太複雜了，我們的營養和生活方式是違反自然規律的，我們的社交生活也缺乏真正的友愛和良好的祝願。每個人都彬彬有禮，但沒有人有勇氣做個溫厚而真誠的人，所以一個按照自然的思想和情感行事的老實人就處在很不利的地位。人們往往寧願生在南海群島上做所謂野蠻人，盡情享受純粹的人的生活，不摻一點兒假。”
“如果在憂鬱的心情中深入地想一想我們這個時代的痛苦，就會感到我們越來越接近世界末日了。罪惡一代接著一代地逐漸積累起來了！我們為我們的祖先的罪孽受懲罰還不夠，還要加上我們自己的罪孽去貽禍後代。”
我回答說，“我往往也有這種心情。不過這時我隻要碰到一隊德意誌騎兵走過，看到這些年輕人的颯爽英姿，我就感到寬慰，對自己說，人類的遠景畢竟還不太壞啊。”
歌德說，“我們的農村人民確實保持著健全的力量，還有希望長久保持下去，不僅向我們提供英勇的騎兵，而且保證我們不會完全腐朽和衰亡。”
應該把他們看做一種寶庫，沒落的人類將從那裏麵獲得恢複力量和新生的源泉。但是一走到我們的大城市，你就會看到情況大不相同。你且到‘跛鬼第二’或生意興隆的醫生那邊打一個轉，他會悄悄地對你談些故事，使你對其中的種種苦痛和罪惡感到震驚和恐怖，這些都是攪亂人性，貽害社會的。
“就拿我們心愛的魏瑪來說，我隻消朝窗外看一看，就可以看出我們的情況怎樣。最近地上有雪，我鄰家的小孩們在街頭滑小雪橇，警察馬上來了，我看到那些可憐的小家夥趕快紛紛跑開了。現在春天的太陽使他們在家裏關不住，都想和小朋友們到門前遊戲，我看見他們總是很拘謹，仿佛感到不安全，生怕警察又來光顧。沒有哪個孩子敢抽一下鞭子，唱個歌兒，或是大喊一聲，生怕警察一聽到就來禁止。在我們這裏總是要把可愛的青年人訓練得過早地馴良起來，把一切自然、一切獨創性、一切野蠻勁都驅散掉，結果隻剩下一派庸俗市民氣味。”
“你知道，我幾乎沒有一天不碰見生人來訪。看到他們的麵貌，特別是來自德國東北部的青年學者們那副麵貌，我要是說我感到非常高興，那我就是撒謊。近視眼，麵色蒼白，胸膛瘦削，年輕而沒有青年人的朝氣，他們多數人給我看到的麵相就是這樣。等到和他們談起話來，我馬上注意到，凡是我們感到可喜的東西對他們都像是空的、微不足道的，他們完全沉浸在理念裏，隻有玄學思考中最玄奧的問題才能引起他們的興趣，他們對健康意識和感性事物的喜悅連影子也沒有。他們把青年人的情感和青年人的愛好全都排斥掉，使它們一去不複返了，一個人在二十歲就已顯得不年輕，到了四十歲怎麼能顯得年輕呢？”
歌德歎了一口氣，默然無語。
我想到上一個世紀歌德還年輕時那種好時光，色任海姆的夏日微風就浮上心頭，於是念了他的兩句詩給他聽：
我們這些青年人，午後坐在涼風裏。
歌德歎息說，“那真是好辰光啊！不過我們不要再想它吧，免得現在這種陰霧彌漫的愁慘的日子更使人難過。”
我就說，“要來第二個救世主，才能替我們消除掉現時代這種古板正經、這種苦惱和沉重壓力哩。”
歌德說，“第二個救世主要是來了，也會第二度被釘上十字架處死。我們還不需要那樣大的人物，如果我們能按照英國人的模子來改造一下德國人，少一點兒哲學，多一點兒行動的力量，少一點兒理論，多一點兒實踐，我們就可以得到一些拯救，用不著等到第二個基督出現了。人民通過學校和家庭教育可以從下麵做出很多事來，統治者和他的臣僚們從上麵也可以做出很多事來。”
“舉例來說，我不讚成要求未來的政治家們學習那麼多的理論知識，許多青年人在這種學習中身心兩方麵都受到摧殘，未老先衰。等到他們投身實際工作時，他們固然有一大堆哲學和學術方麵的知識，可是在所操的那種窄狹行業中完全用不上，因而作為無用的廢物忘得一幹二淨了。另一方麵，他們需要的東西又沒有學到手，也缺乏實際生活所必需的腦力和體力。”
“所有這些人情況都很糟。那些學者和官僚有三分之一都捆在書桌上，身體糟蹋了，愁眉苦臉。上麵的人應該采取措施，免得未來的世世代代都再像這樣被毀掉。”
歌德接著微笑說，“讓我們希望和期待一百年後我們德國人會是另一個樣子，看那時我們是否不再有學者和哲學家而隻有人。”
1828年10月17日（古典的和浪漫的）
歌德近來很愛閱讀《地球》，常拿這個刊物做談話資料。庫讓和他那個學派的工作在他看來特別重要。
他說，“這批人在努力開辟溝通法國和德國的渠道，他們鑄造了一種完全適合於交流兩國思想的語言。”
他對《地球》特別感興趣，也因為它經常評論法國文學界的最新作品，而且熱情地為浪漫派的自由或擺脫無用規律進行辯護。
他今天說，“過去時代那一整套陳舊規律有什麼用處？為什麼在古典的和浪漫的這個問題上大叫大嚷！關鍵在於一部作品應該通體完美，如果做到了這一點，它也就會是古典的。”
1829年4月6日（日耳曼民族個人自由思想的利弊）歌德談起基佐，他說，“我還在讀他的講義，還是寫得頂好……基佐談到過去時代各民族對高盧族的影響時，我對他關於日耳曼民族所說的一番話特別注意。他說，‘日耳曼人給我們帶來了個人自由的思想，這種思想尤其是日耳曼民族所特有的。’這話不是說得很好嗎？他不是完全說對了嗎？個人自由的思想不是直到今天還在我們中間起作用嗎？宗教改革的思想根源在此，瓦爾特堡大學生們的造反陰謀也是如此，好事和壞事都受了這種思想的影響。我們文學界的雜亂情況也與此有關，詩人們都渴望顯出獨創性，每人都相信有必要另辟蹊徑，乃至我們的學者們分散孤立，人各一說，各執己見，都是出於同一個來源。法國人和英國人卻不然，他們彼此聚會的機會多得多，可以互相觀摩切磋。他們在儀表和服裝方麵都顯出一致性。他們怕標新立異，怕惹人注目或譏笑。德國人卻各按自己的心意行事，隻求滿足自己，不管旁人如何。基佐看得很正確，個人自由的思想產生了很多很好的東西，卻也產生了很多很荒謬的東西。”
我們談到德文Geist和法文ésprit在意義上的區別。
歌德說，“法文ésprit近似德文的Witz，法國人大概要用ésprit和me兩個詞來表達德文Geist這一個詞，Geist包括‘創造性’的意思，法文ésprit卻沒有這個意思。”
我說，“不過伏爾泰仍具有我們所說的Geist、sprit既然不夠，法國人用什麼詞呢？”
歌德說，“用在伏爾泰那樣的高明人身上時，法國人就用génie這個詞。”
我說，“我現在正讀狄德羅的一部著作，他的非凡才能使我驚異。多麼淵博的知識！多麼有力的語言！我們所看到的是個生動活潑的廣闊世界，其中一環扣著一環，心智和性格都在不斷地運用，使二者都必然顯得靈活而又堅強。我看前一個世紀法國人在文學領域裏出了些我認為非凡的人物，我隻窺測一下就不得不感到驚奇。”
歌德說，“那是長達百年之久的演變的結果。這種演變從路易十四時代就開始蒸蒸日上，現在才達到繁榮期。但是激發狄德羅、達蘭貝爾和博馬舍等人的心智的是伏爾泰，因為要追趕到能勉強和伏爾泰比肩，就須具有很多條件，還需孜孜不輟地努力才行。”
1830年3月21日（“古典的”和“浪漫的”：這個區別的起源和意義）
接著我們談到身體的疾病狀態以及身體與心靈的相互影響。
歌德說，“心靈可以起支持身體的作用，這是不易置信的。我經常患胃病，但是心靈的意誌和上半身的精力卻把我支持住了。不能讓心靈屈服於身體！我在溫度高時比在溫度低時的工作效果好。知道了這一點，我每逢溫度低時，就盡力使勁，來抵消低溫度的壞影響。我發現這辦法行得通。
“不過詩藝方麵有些東西卻不能勉強，我們須等待好時機來做單憑心靈的意誌所不能做到的事。例如我目前在寫《瓦爾普吉斯之夜》，寫得比較慢，因為我想使全幕顯出應有的魄力和美妙風味。我已寫得不少了，希望在你出國之前寫完。”
“我把這一幕中關鍵性的東西和一些個別對象區別開來，使它具有普遍意義，這樣就使讀者雖有用作比喻的對象而不了解它究竟何所指。我力圖使一切在古典意義上具有鮮明的輪廓，絲毫沒有符合浪漫派創作方法的那種曖昧模糊的東西。”
“古典詩和浪漫詩的概念現已傳遍全世界，引起許多爭執和分歧。這個概念起源於席勒和我兩人。我主張詩應采取從客觀世界出發的原則，認為隻有這種創作方法才可取。但是席勒卻用完全主觀的方法去寫作，認為隻有他那種創作方法才是正確的。為了針對我來為他自己辯護，席勒寫了一篇論文，題為《論素樸的詩和感傷的詩》。他想向我證明：我違反了自己的意誌，實在是浪漫的，說我的《伊菲革涅亞》由於情感占優勢，並不是古典的或符合古代精神的，如某些人所相信的那樣。史雷格爾弟兄抓住這個看法把它加以發揮，因此它就在世界傳遍了，目前人人都在談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這是五十年前沒有人想得到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