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著生活問題，又回到上海，花兩千多銀子，邀了兩個姊妹，一個叫‘月娟’，一個叫‘素娟’，出名掛牌，設立書寓。【舊時上海的妓院分為若幹等級，最高一級叫“書寓”，其次叫“長三”，再次叫“麼二”，再往下就是“煙花館”和“野雞”。】我便隱名住在那五樓五底的大房子裏，遇到知交才出來露露麵。但後來知道我的人多了，都勸我也掛起牌來，我覺得眾情難卻，而且還怕得罪人，遂改名‘曹夢蘭’。定每星期六和禮拜日見客，於是彩雲又重落平康的風塵中了。【我就屬“書寓”一級，我在書寓門口掛的名牌是黑底金字，頂端紮著朱紅緞子，並且係上彩球。】那時要一瞻狀元夫人的風采的人真多，我的門前，倒真是車水馬龍，應接不暇。在上海過了五年歡笑裏藏著悲哀的生涯，後來結識了孫作棠，他是一個珠寶商，他和我很投契，他勸我到天津組班看看光景，我想倒也不錯，便隨他到了天津，我的狀元夫人的名牌也就亮到了天津，在天津、塘沽地區引起了不小的震動。這次我不但親自出馬，還招募了一批年輕漂亮的女孩子，正式在江岔口胡同組成了南方風味的“金花班”，自己當起了鴇母。“賽金花”的名號就是由此而來的。
原因是，在天津結一個官至戶部尚書的顯宦楊立山，他是正黃族人，他很捧我，頭一次見麵時，便留了茶金一千兩，後來三百五百的‘纏頭’，亦不稍吝惜。他有個知交盧玉舫，和我相見之下，性情十分相投，強要和我結為盟兄弟，我是始終拒絕，終是說著‘不敢高攀’。但經楊尚書的一致讚成，倒使我不好十二分推卻，青樓就是這個苦惱，事事不能由你自主，結果是換帖訂盟了，他比我長兩歲，因此人們稱我為賽二爺。“光緒二十五年，我受了楊立山的慫恿，已把金花班搬到北京李鐵拐斜街，北京之有南班書寓，還是從我開始。
初到北京的那段時間，是我的鼎盛時期。我豔幟所指，當者披靡，名頭響遍了京師九城。如同戲子需要有人來捧一樣，妓女一樣需要追捧，才能紮根立足，水漲船高，捧我的可都是些王公大臣、豪門貴胄。除了戶部尚書楊立山外，浙江江西巡撫德曉峰也和我打得火熱，楊、德二位大人對她出手很是闊綽，一次就能送上白銀一千兩。我還是慶王府、莊王府的常客。因我常穿男裝，結發辮，頭戴草帽，足蹬緞靴，別有一股男子英氣，時人稱之為”賽二爺“。
如果八國聯軍沒有打進北京城的話，我一定能夠坐穩八大胡同裏第一把交椅，過著紙醉金迷、花團錦簇的生活。然而接下來的庚子事變，不僅把北京城變成了人間地獄，也將我推上了詭異的時代潮頭。
八國聯軍殺進北京城，老百姓死傷枕藉。在度過了戰爭初期的混亂和動蕩之後，聯軍的士兵從燒殺搶掠的亢奮中漸漸恢複過來，開始對北京實行分區占領，著手恢複秩序。北京最早恢複的商業活動，竟然是娼業。八大胡同的業務超常繁盛，聯軍的大兵們在京城裏四下亂竄，尋花問柳。
慈禧太後跑了，但是我還留在了八大胡同裏。我當時住在八大胡同之一的石頭胡同，而石頭胡同當時正好歸德軍管轄。那一夜德國兵闖進石頭胡同，敲響了我的房門。讓德國兵做夢也沒有想到的是，眼前這位名噪一時的煙花女子，居然說一口流利的德語，士兵們一個個麵麵相覷，不知如何是好。我居然還很鎮定地向一個小軍官問起了德國的某某先生和夫人，而那某某先生和夫人都是德國的上層人物，並且家喻戶曉。我還順手拿出了和這些德國要人的合影照片來給這幾個德國大兵看。德國兵一時弄不清我的來曆，隻好打道回府。
第二天清晨，德軍派來兩個士兵，開著一輛轎車，堂而皇之地把我接回司令部。這才有了我和八國聯軍司令瓦德西的曆史性會見。就這樣，我成了德國司令部的座上客，我常常身著男裝，腳蹬皮靴，同瓦德西一起，騎著戰馬在大街上並轡而行，”賽二爺“的大名迅速躥紅，傳遍了九城。我並沒有多少崇高的想法，沒想過要做什麼救民於水火解民於倒懸的巾幗英雄，她為德軍采購糧餉，在琉璃廠羅家大院內設立了采購糧秣辦事處，我這個擔保人當然有利可圖。我還為德國軍官找來妓女供其淫樂。我並沒有覺得這樣做有什麼不妥，反而認為風塵女子來一趟軍營就能得到一百元錢，這樣的差使姑娘們還求之不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