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環保類基金會在國內話語權與影響力不斷增加，中國環保界似乎進入了“資本時代”。有學者對此表示擔憂。他們認為，慈善不應被資本邏輯左右。如果慈善事業完全是富人來把握，平等、愛、參與等慈善領域本來所倡導的價值觀將被逐漸邊緣化甚至消失。
1985-1988年間，在北京大學攻讀研究生的彭豔參與了一部社會科學人物詞典的編寫，其中涉及環境與發展的話題，她清楚地記得，當時幾乎看不到有關中國環保組織的報道。其時，中國專業的環保力量尚在醞釀，1985年，國家環保局委托北京大學培養環保領域的研究生，此前，國內並無先例。
直到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民間環保組織才開始真正走上曆史舞台。1994年，名門之後，梁思成與林徽因之子梁從誡創立“自然之友”，被黨校研究者稱為民間環保組織的“破天荒事件”。梁從誡本人時任全國政協常委，在政界與學界有著深厚資源，即便如此，“自然之友”的注冊在當時依然遇到重重阻礙。
梁從誡最初希望掛靠在國家環保局之下，遭拒。隨後，北京市環保局也拒絕了他。梁從誡不斷找“婆婆”，不斷被拒絕。最後，梁從誡曾供職的中國文化書院答應“收留”他們，組織名稱定為“綠色文化分院”。曾有文化部官員疑惑地問，文化書院裏弄個綠色文化分院，你們到底搞什麼？梁從誡搪塞地回道：“主要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中有關人和自然的關係，比如天人合一等等。”
當年在偶然機會下接觸環保領域的彭豔，後來成為了一名國際環保組織的從業人員，一度擔任C40城市氣候領袖群首任東亞區總監。在彭豔看來，民間組織一詞，一度在中國政治社會的發展史中非常敏感，環保NGO作為民間組織的試水者，在當時測試了民間組織生存的可能性和政治法律邊界。
除了自然之友，地球村、綠家園、綠色江河等日後在環保界頗為活躍的民間組織也在這一時段先後成立，學界普遍認為，這一時期環保NGO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國際因素的影響。1992年在巴西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被認為是一個標誌性事件。其時，中國政府積極參會，簽署係列協議，並將環保提上了政府議程。對此，彭豔的解讀是：“環境保護是一個共同目標，圍繞環境保護，開展公眾參與的組織化活動，即使是對於決策層中的保守群體，也是可以接受的。”
在成立之初，這些元老級的環保NGO主要的工作是進行環境教育和知識的普及，這與當時經濟的發展形勢有關。其時，鄧小平南巡剛剛點燃了國人發展經濟激情，國企改革與民企崛起是當時經濟領域的主旋律，環境汙染雖已在珠三角等工業先行之地蔓延，但於全國而言，其程度不算嚴重。
1995-2000年間，廣州地區的灰霾天數達到曆史高值，當時，廣州的大氣汙染情況讓不少到訪的北京專家感到難以接受。其時，環保專家吳兌在廣東從事大氣汙染的研究，他對自己的北方朋友說：“你別笑話我們，珠三角的今天，就是京津冀與長三角的明天。”
2000年之後，環境問題惡化，環保NGO逐漸轉向通過公民行動影響政府決策。在當時，灰霾尚未引起重視，因水利而引發的生態破壞是環保界最熱門的領域。2000年的關鍵詞是“都江堰”，2002年是“昆玉河”，2003年是“怒江”，2005年是“圓明園”、“環境影響評價”和“鬆花江”。環保NGO四處出擊，借力媒體，製造輿論以對政府決策施加影響。一貫秉持民間立場的《南方周末》在報紙上激越地寫道：“人們已經不得不用‘風暴’來概括綠色力量的興起了！”
在這一時段，環保NGO的行動主要基於知識分子對國家經濟發展模式的反思，環保NGO與各種利益集團反複博弈，批評、監督、呼籲知情權，其中不乏以一己之力扭轉乾坤的英雄主義色彩。在當年的“怒江保衛戰”中，環保人士在全國人代會上反對西南建壩未果，一位高層官員動用私人渠道致信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最終得到了“暫緩建設”的總理批示。
其時，環保NGO的行動倚靠魅力型的領導人（學者+體製內身份，比如梁從誡）和基於私人關係的社會資本（媒體從業者，比如地球村的發起人廖曉義，綠家園的創辦者汪永晨）。在北師大副教授果佳看來，大多數環保NGO專業性不足，其環境倡導缺乏係統性支持，過於依賴其創始人，“他們麵臨代際交替的問題，起到的作用缺乏長期性和科學性。”
果佳的觀點在環保組織的資金籌措中得到佐證。最老牌的環保NGO自然之友近年的籌資額裹足不前。該組織2007年的年度籌資額為333.4萬元，其籌資額在2009年衝至一個小高峰，有537.8萬元，但隨後逐年回落，2013年僅籌資353.4萬元。籌資額固非NGO實力的全部，但由此亦可見一斑。（關於自然之友的近況詳見《民間NGO的環保訴訟煩惱》）
進入新世紀之後，中國民間環保氛圍持續升溫，環保類基金會的崛起是這一時期重要的行業事件。據基金會中心網數據，自2004年《基金會管理條例》頒布以來，自然保護領域的基金會從最初12家增至2015年的51家，年均增幅16%。並湧現出一批以支持民間環保行業為己任的大基金會。阿拉善SEE（北京市企業家環保基金會）是其中的傑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