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佳將SEE對環保NGO的資助稱為“真正的裏程碑事件”，在她看來，市場力量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環保NGO在資金籌措、內部治理與人力資源等專業性的問題。
SEE草創於2004年，由地產商人劉曉光“威逼利誘”近百位企業主發起。知名企業家王石清楚地記得，當劉曉光給他的秘書打電話，說要成立一個環保組織時，他的第一反應是“拉讚助”。“我頭腦立刻飛速運轉，看他拉多少錢我答應，超多少錢我不答應。我告訴自己：反正這個數不能超過300萬，過了300萬我就找個借口，比如需要董事會批準。”
其時，參與發起的企業主們未見得對環保本身有多大的興趣，但他們樂於在一個誌同道合的環保組織中進行民主原則的試驗。SEE的理事會的“吵架文化”很有名。王石說，參與SEE的企業主大多是“散打王”，在自家企業中一貫說一不二，“一群小霸王怎麼就按照規則表決通過文件、形成決議呢？一下子，我感到這個組織非常可愛。”
企業家有著與學者不一樣的關注點，如果將此前由學者、媒體人領導的環保NGO稱為“理念派”，企業家主導的基金會多半是“市場派”。他們注重效率，強調投入產出比，並對專業化有一種本能的追求。SEE新任秘書長王利民是一名水生態博士，他曾半開玩笑地說：“以前在WWF（世界自然基金會），都是和科學家談論如何推動環境保護的戰略思考，特別高大上，現在到了阿拉善SEE，跟著一群土豪企業家搞活動，做的都是事務性的工作。”（詳見《阿拉善新CEO王利民》）
SEE的出現並非孤例。2005年前後，擁有企業背景的環保類基金會相繼湧現，阿裏巴巴公益基金會與老牛基金會均是當中的佼佼者。他們的環保方法論與活躍在新世紀之初的環保NGO有所不同，他們不崇尚對抗，也不寄望於政府能助其解決問題，往往傾向於使用本身雄厚的財力促使環境的實質性改善。他們對草根環保組織並不排斥，往往視之為盟友，並樂於資助誌同道合的NGO。尤其是SEE與阿裏巴巴，他們資助了為數眾多的環保NGO，最近10年國內活躍的環保組織大多得到過這兩家基金會的幫助。
SEE與阿裏巴巴的資助造就了一名足以載入環保史冊的人物，他的名字叫馬軍。馬軍記者出身，有過環境谘詢公司的工作經驗，2006年，他辭去原來的工作，在北京成立了公眾環境研究中心。隨後，他與他的團隊研發出“水汙染地圖”與“空氣汙染地圖”，將中國的空氣和水汙染信息電子化，並公布於眾。許多環保人士把“汙染地圖”視為“治汙神器”，他們以此為依據向排汙的企業及當地政府施壓，促成了不少有效改變。（詳見《馬軍的環保傳播術》）
SEE自2010年起開始資助馬軍所領導的公眾環境研究中心，阿裏巴巴則為其提供了關鍵的數據助理技術。2013年，SEE對馬軍的資助上升到千萬級別。時年8月，馬軍向SEE執行理事會闡述發展的需求：“我們現在有10萬家企業的數據，可撬動的力量是很大的，但我們自身的規模太小。”在時任SEE理事童書盟的力薦下，SEE決定5年內向其捐資2000萬元。有業內人士認為，若無這筆錢，“汙染地圖”APP至今出不來。
當前，環保類基金會在國內話語權與影響力不斷增加，中國環保界似乎進入了“資本時代”。老牛基金會從2010年才開始聚焦環保領域，但在2011-2013的3年時間裏，其環保支出高達1.69億元，出手闊綽，令人咋舌。（詳見《老牛：“沉默”的環保新貴》）2013年度，有14家基金在自然保護領域支出超過了300萬元，巨額資本給環保界乃至公益界帶來的影響，目前仍難以估量。
有學者對此表示擔憂。中大教授朱健剛認為，慈善不應被資本邏輯左右。在他看來，如果慈善事業完全是富人來把握，那麼已經主導經濟領域的資本價值觀就會在公益慈善領域又起到支配性的影響，效率、成本、財富為標準的等級體係會成為公益領域的主導性價值觀，這就使得平等、愛、參與等慈善領域本來所倡導的價值觀被逐漸邊緣化甚至消失。“今天這種苗頭已經出現，值得整個社會警覺。”
拋開意識形態的顧慮，目前民間環保事業的基本麵向好。果佳認為：“從《環保法》的幾次修訂可以看出政府對環保NGO的態度，既希望其發揮重要的作用，同時也存有一定疑慮，特別是對有境外背景的NGO更是存在警惕。但總的趨勢是從對抗走向合作，特別是在環境汙染的第三方治理等方麵，環保NGO應該能發揮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