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公眾募款在綠基會動輒過億年募款額中隻占很小的比例，企業捐贈才是這家基金會的主要資金來源，據楊旭東介紹，企業捐贈占總數的70%-80%。“主要是國企，有時一筆就是幾百萬。”這是比較“謙虛”的說法，實際上，不少大型國企對綠基會的捐款是千萬級別的。
據媒體公開報道，2010年，央企五礦集團在向“綠化長江重慶行動”捐款3000萬元；2011年，獐子島漁業向綠基會“綠色大連基金”捐資1000萬元，均用於造林綠化生態建設。在綠基會評出“2011生態中國貢獻獎”，獲獎的23家企業捐款額度普遍在2000萬-3000萬元左右。
這從側麵說明一個背靠國家部委的“GONGO”的巨大影響力。而在實際的募款中，綠基會所擁有的政經資源還不止於此。植樹造林看似單純，卻與當前國家工業產業結構調整中的“節能減排”、“碳彙指標”等概念有關。目前，中國碳彙市場尚未成熟，但據碳彙專家說法，植樹造林可減輕企業減排的壓力。捐資植樹，對於不少大型國企來說，除了履行社會責任，也許還是“剛需”。
當然，綠基會也有自身的煩惱。生態環境類的項目周期長、見效慢、專業性強，在傳播上比一般的公益項目來得困難。楊旭東有點無奈地說：“做一個項目可能要累積幾年才有成效，媒體可能不太願意花太多精力跟蹤我們的項目。”
同時，受惠於體製的綠基會也為體製所困。綠基會秘書處薪資製度嚴格按照全額撥款事業單位的要求執行，沒有靈活的激勵機製。“經常出現留不住人才、招不進人才的現象，嚴重製約了事業的發展。”這是國內官辦基金會所遇到的普遍難題。”
老牛:“沉默”的環保新貴
最近5年，在環保投入上最令人矚目的基金會是老牛基金會。這家以企業家姓氏命名的基金會從2010年才開始聚焦環保領域，但在2011-2013的3年時間裏，其環保支出高達1.69億元，其出手之闊綽，遠超國內同時代的私人基金會。
老牛基金會的創始人牛根生是中國改革開放史上的創富明星，其發家經曆為眾人所熟知，此處不贅。他的公益事業始於2004年，在蒙牛集團正值上市前夕的一次內部會議上，創始人牛根生提出：“希望公司上市後將蒙牛公司的股份全部捐贈出來，通過合法方式和途徑回饋社會。”2004年6月，蒙牛在深圳聯交所掛牌上市，共募集資金13.74億港元，牛根生所持股份在當時估價為1.35億美元。
2004年末，老牛基金會前身“內蒙古老牛公益事業促進會”成立，總部位於呼和浩特市。次年1月，牛根生與促進會簽署了捐贈協議，承諾把其持有的蒙牛公司全部股份及每年股份分紅的51%捐贈給促進會。牛根生用“股捐”的方式為基金會注入原始資本，盡管這樣的操作方式在國外多有探討，但首次將之付諸實踐的是牛根生，他的股捐創舉早於巴菲特與比爾·蓋茨，行業媒體往往樂於將之稱為“全球股捐第一人”。
但是，股捐也有其不方便之處，尤其是公益金融體係尚未成型的中國。股票雖是有價資產，但基金會花錢需要的是現金。牛根生將蒙牛的股票贈與基金會後，基金會就成了蒙牛的股東，在董事會中擁有投票權，但不能隨意出售持有的股票。錢從哪兒來呢？老牛最初用股票的紅利做項目，後來發覺紅利的錢不夠用，又把股票質押銀行，用獲得貸款進行投資理財，並用其收益作為基金會的運作資金。
在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中，老牛基金會質押在美國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的股份為蒙牛集團帶來了被收購的風險。當時，蒙牛的股價從21港元一路跌至6.65港元，股票價值大幅縮水，這種程度的波動有可能引起被抵押的股票被動出售。牛根生為此不得不向商界朋友求援，當時，柳傳誌執掌的聯想控股以“短期拆借”的方式借款2億元助老牛基金會贖回質押的股份，蒙牛得以渡過難關。這在當年是關注度很高的財經新聞。
此後，牛根生賣掉了部分股票，把餘下股票於境外做了公益信托，目前，老牛基金會的資金來自信托的收入與基金會本身的投資理財。老牛基金會秘書長雷永勝在2013年接受采訪時說，老牛基金會控製、管理和受益的慈善資產高達40億元，年收益在10%至20%之間。按此說法，目前老牛基金會每年可動用的資金至少有4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