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女裝之柔中帶剛
看香港電影尤其是警匪片或黑幫片的觀眾，都會發現這樣一個奇妙的現象：電影似乎都是在講男人的世界，男人的江湖。女性角色在片中有的是花瓶作用，有的甚至可有可無、忽略不計。在這類題材的電影中，女性常被刻畫成弱勢、被拯救的群體，等待英雄救美。拯救或幫助的過程則進一步彰顯出英雄本色。縱觀杜琪峰從1996年以後拍攝的作品，有一點值得我們給予關注|。那就是他有意使電影中的女性角色從被動變成主動，從以前的男性附屬品向女性獨立甚至與男性平等的地位發生轉變。這種潛移默化的變換，在他第三階段的創作中尤為明顯，一是反映在女性在敘事過程中的作用，二是體現在女性服裝造型的精心設計中。
2003年《PTU》中的女巡警，作為團隊裏唯一的女性，並非是點綴其中的溫柔花朵，而是綻放女性的柔中帶剛。一身戎裝的她，有著堅強的意誌和剛強的性格。她可以獨自帶隊夜間執勤，她可以義正言辭地和男性隊友爭辯。聽到有同事犧牲的消息，她展現“不管怎樣，能夠平安回家就好”的家庭意識。同年出品的《大事件》中，女警方潔霞從頭到尾隻有兩套服裝。身著警服的她英氣逼人，在會議上直言不諱。身著綠色上衣的她，在指揮任務時沉著冷靜、雷厲風行。而綠色更是襯托出她在事件中的巾幗不讓須眉的領導地位，也凸顯出女性角色的分量。對於一向看慣了警匪片中英勇機敏的男性角色的觀眾來說，這部現代版的“花木蘭”著實讓他們眼前一亮。杜琪峰的電影中展現的女性不再是男主角們的負擔或累贅，而是有強烈個人覺醒意識，追求人格獨立的現代女性。即使《文雀》中的那個女主角未能跳出被男性“救”出苦海的陳舊模式，但是她不斷變化一套套服裝和造型的背後，是渴望自由、獨立的心。
“用很細節的東西，去表達自己的思想”④，盡量采用冷色和深色的服裝用以塑造人物，偶爾點綴一抹豔色在其中，讓我們在“亂花漸欲迷人眼”的時代，仿佛帶上一副濾鏡，過濾掉那些五彩浮華，看清世間百態，體會人間冷暖。這種理念滲透在電影中，就如《文雀》中的那句台詞“顏色是騙人的，簡簡單單最好”。
（二）舉止言談 冷暖自知
在演員們精彩的亮相過後，接下的就如《大事件》中女警方潔霞所說“我們要做一個好看的秀”。那麼秀什麼？怎麼秀？如何刻畫出這些外表上看似冷酷無情的人物獨特的個性和真實的情感狀態呢？“動作就是人物”⑤，杜琪峰就是要通過演員的舉手投足、一顰一笑向觀眾展示什麼才是英雄本色、什麼才是眾生本真、造化如何弄人、命運如何難測。
杜琪峰影片中的人物，無論是劫匪還是警察，都不再是模式化的，無所不能的傳統形象，而是有著普通人情感的血肉之軀。就好比《大事件》中，拿槍搶錢的雙手，居然拿起來了鍋碗瓢盆，係圍裙、切青菜、大火翻炒，再平常不過的動作，在劫匪的手中展現出來，讓我們很難將他們和之前的目露凶光的歹徒聯係在一起，人物層次頓時豐滿，人物形象鮮活而真實。殺手也有情感，“警察也是人，也要吃飯。”《PTU》裏麵的警察，有素日積怨爆發的街巷對罵，有內部分歧的分庭抗禮，也有點點燈光的團隊合作。將人物的多個側麵通過簡單的動作加以展示，這些動作引出的實質，是以往電影中不曾過多關照的。《真心英雄》裏喜怒不形於色的Jack，從草叢中找到對方殺手的頭顱，他脫下外套，將頭顱包裹好，放回車內的無頭屍體上，轉身點起一支煙。麵無表情的他在這一脫、一包、一放的動作轉換間自然地流露出於對手的尊重、對生命的敬畏，以及對自己生死未卜的未來淡淡的哀傷。也許有一天他也會身首異處，“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⑥？而《槍火》中一段踢紙球的小插曲就將五個人的關係、精妙的配合和好動、不甘寂寞的另一麵“踢”了出來。動靜之間，五個人遊刃有餘地完成了從頑皮愛玩的老男孩到配合默契的貼身保鏢的身份轉變。
“語言的波濤始終在我們的上麵喧嘩，而我們的深處永遠是沉默”⑦。《重慶森林》裏帶著紅色假發、黑色墨鏡的林青霞不輕易開口，始終給人一種難以捉摸的神秘感。杜琪峰在語言使用上這一點上與王家衛頗有些相似，主要人物的台詞要麼少之又少，要麼能免則免，而好不容易說出的幾句話都擲地有聲、直入人心。
被推崇為槍戰片經典之作的《槍火》有一場將近5分鍾的室內槍戰場麵，五個保鏢沒有言語上的交流，卻以心有靈犀的默契配合成功地保護了大哥。“沒有彈雨紛飛的場麵，也沒有瞬間爆發的暴力火拚，更多地展現的是槍手們開槍前後蓄勢待發、屏氣凝神以及緊張等待和細致觀察的場景”⑧，在緊張窒息的氛圍籠罩之下，一股兄弟情義的暖流在緩緩流動，達到了“無聲勝有聲”的奇效。《暗戰》中開頭的部分，即將不久於人世的劉德華在和醫生有一段簡短的對話，看著眼前這位隻有四周生命期限的病人，年過花甲的醫生冷靜地說“我想，我們不會再見了”，而麵無表情的劉德華冷冷的拋出一句“這輩子而已”。乍然一聽似乎開玩笑一般，然而在你還沒來得及笑的刹那，悲涼在心底狠狠地偷襲了一把。即將逝去的生命沒有垂死掙紮的呻吟與苦痛，而是以輪回的曙光淡然接受，淡然或釋然得讓我們的心弦為之一振。雖然電影中的人物大多少言寡語，但冷不防冒出的一句或幾句台詞總是耐人尋味、引人深思。“我們走了這麼久，想有個家”，這是《放逐》中的一句台詞，實在而真切地表達出對於一個溫暖港灣、一個心靈居所的向往，對於“家”的渴望。而《奪命金》中李鐵林有幾句這樣的自述：“我來了香港幾十年，塑膠沒的做，我就做製衣。製衣沒的做，我就做電子。工廠都搬走了，我就做保安員。有得做我就做，我都跟著變了，就是想找塊瓦遮頭。”波瀾不驚地講述出在香港社會最底層的小人物悲苦的命運，在社會曆史大變遷的力量麵前，這些不求榮華富貴、隻求安身立命的小人物顯得那麼渺小與可悲，他們無計可施，隻能聽天由命。“想得卻不可得，你奈人生何。”
杜琪峰借由服飾衣著和人物的一言一行，輕而易舉地塑造出一個個外冷內熱的人物角色。他們有的柔中帶剛，有的鐵骨柔情；有的不善言談，有的沉默不語。這就是杜琪峰電影中的人物形象，表麵上似乎冷漠如冰，實際卻隱藏著對於美好、溫暖的向往和渴求。
三、音樂之聲——或悲或喜
無論導演想給觀眾展示一場時裝秀還是心理遊戲秀或者生死角逐秀，音樂都是這秀場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音樂與影像配合時，意義就更容易傳達”⑨電影中的音樂具有暗示環境、代表角色個性和抒情等多重功能，能夠最大限度地調動起觀眾的觀影情緒，情感的長河隨著劇情發展時而波瀾壯闊、時而暗流湧動。杜琪峰的電影音樂推崇原創，元素多樣，曲風豐富。就其第二創作階段以來的作品而言，可將其電影音樂分為悲情感傷、暖意融融兩大類型。
（一）挽歌——悲天憫人
杜琪峰的電影中，這種如泣如訴的音樂風格首先被充分地運用到了槍戰類型片中，尤其是在二元對立的影片中。也許是在二元對立的影片中，人物終究難逃厄運，故事注定要以悲劇收場。所以，這一風格的音樂就像在為我們演唱大氣深沉的生命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