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蘇“社區傳播”
專欄
作者：徐翔
數字化、網絡化的飛速進展使現代人可以日益變“宅”。Soho族、網購族、網遊族、美劇迷等等，在家中通過電子屏幕就可以完成諸多行為。一些骨灰級“宅”一族，在春節、十一等假期，最重要的裝備是一箱泡麵、一台電腦。數字媒介和虛擬化對傳統的社區傳播形成了顯著的衝擊，我們更願意逛一些虛擬社區而不是回歸現實的空間，更願意在社交網站上“偷菜”而不是與本社區的鄰居進行信息互動和社區共同體的傳播。在當前快速城市化的進程中，城市人群的迅猛膨脹和社區構成的迅速變遷、工作節奏的加快，也從另一維度使社區活力減少與社區傳播冷清。
社區傳播具有其不同於大眾媒介傳播的眾多特殊屬性和功能，也具有豐富的開掘提升空間。對於全球城市化的時代而言，社區是構成都市生活的基本單元，是都市人群安身立命的基礎節點，社區所具有的“情感設計”是虛擬化的數字體驗所難以具備的，有效的社區文化也可以很大程度上增進居民的地方認同。然而就我國當前大都市的精神文化生活而言，社區傳播在建構居民的認同、增進情感方麵，缺位狀況仍然比較明顯。社區更多地隻是意味著一個“小區”而不是一個“社區”，是一個居住的地點概念而不是具有密切立體的內部傳播體係的社會概念。西方發達國家和城市在其高度現代化的發展中，意識到了回歸社區的重要性。在20世紀90年代末正式提出“城市複興”（Urban Renaissance），社區文化、社區參與和社區活力的再造對於城市的人文性具有重要意義。我們的現代傳播體係發展也需要這樣一場類似的複興，凸顯社區傳播在數字時代不可衰落的社會融合功能和情感價值。
社區傳播的複興也是現代化發展“以人為本”觀念的貫穿。現代媒介文化和城市文化在重視注意力效應、經濟效能的同時，最為基本的“人”的尺度往往被忽視了。特別是在大都市的發展中，氣勢恢宏的公共文化設施、爭奇鬥豔的建築、遊人如織的仿古街區等，其首要的目標是城市的公共形象、投資吸引力、旅遊經濟等外在目標，而本地居民往往從中得不到所要的文化需求。北京的“鳥蛋”（國家大劇院）、“鳥巢”（國家體育館）或是後海酒吧街等場所，固然為北京贏得了世界的關注和塑造了有吸引力的城市文化地標，但是對於本地居民來說，它們或是平日裏高不可攀的貴族化區域，或是需要花一兩個小時的車程才能趕赴的地點，或是外來遊客蜂擁聚集處，而本地居民在生活中需要的有時隻是自己社區周遭的一畝三分地。
世界上一些城市已經向我們顯示了對於居民文化需求長期缺乏回應所帶來的不利後果，並且重新回到對於社區文化的有效建構中。美國首都華盛頓在近年來的發展規劃中，強調滿足社區的多樣化功能與文化需求，注重與社區密切關聯的小公園等公共場所的潛力，這些“小微化”的公共領域的構建，是值得中國城市思考和借鑒的。
社區傳播的複蘇還在於其多樣性和豐富性的重建。就我國目前的社區傳播而言，由於得不到足夠的重視和有力的引導，社區傳播較為單一。幾塊板報、若幹健身設施、一個社區文化站、小塊公共廣場，往往就構成了社區傳播的主體支架，而且這些現有的傳播格局利用率通常不高，居民們進行的傳播互動、信息獲取、文化分享都比較有限。美國著名學者簡·雅各布斯指出城市中“多樣性”的重要意義，而社區傳播的豐富性和多樣性事實上是建構這種城市多樣性所帶來的活力和魅力的充分有效條件。以西方城市為例，社區級的公共藝術、“塗鴉文化”、草根文化、創意氛圍、休憩場所、節慶活動、公園體係等具有豐富的形態，為其城市文化帶來了充分的活力，對於吸引人才、激發創新活力起著十分積極的作用，也建構著一種與具體地點緊密融合的傳播協同體。充滿活力的社區傳播不僅增強著城市的文化繁榮度，也是大眾媒介時代和數字網絡時代的居民進行信息獲取和傳播的十分必要而重要的延伸，我們不僅要通過電子屏幕融入到距離遙遠的新聞現場，還需要通過社區的“界麵”獲取本地的點點滴滴，建構我們的“地方感”和“地方性知識”。
（作者為同濟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