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拉斯從1849年起開始全麵執掌信用代理事業。他於1854年收購了阿瑟的股份，自此，征信所全部歸他所有。他憑著自己的技能和剛毅，在經濟繁榮的19世紀50年代取得了長足發展，在南方和西部地區開設了分支機構。到1851年，他單在紐約就擁有700家大客戶。他還有2000名全職信息員，專門收集、報告來自全國各地的信息。他們的信件展現出不同地區人們的生活麵貌。來自科羅拉多州萊德維爾的信息員這樣寫道：“男人們搖晃著用鐵鏈係在手腕上的左輪手槍，走到大街上。他們會因為一樁小事而開槍，我們辦公室隔壁的賭場傳出槍聲是司空見慣的事情。”有些報告用語非常簡練。有份報告是關於跨州鐵路的建築商利蘭·斯坦福（Leland Stanford）和查爾斯·克羅克（Charles Crocker）的，信息員這樣概括描寫道：“正在賺大錢；精明而完全清醒的人。”另一份來自內華達準州（Nevada Territory）[3]的報告更為典型：“卡森城；路易斯·愛潑斯坦（Louis Epstein）；飯店和旅館；創建於1872年3月9，猶太人，40歲結婚；經商有七八年；出租房屋；擁有值錢的家具。做些小生意，顯然隻是為了謀生。有良好的生活習慣，但不去還債，有撒謊的老毛病。在舊金山有債務。一毛不拔，在當地沒有信用。最近把自己的手表典當了，買了一些雜貨。”在紐約的30個職員負責抄寫報告並編寫索引，供來訪的客戶閱讀。（當時尚未有電話服務，那時電話發明者貝爾隻有4歲大。）道格拉斯是個意誌剛強的人——這對信用報告的未來意義重大。隨著信用代理機構激增，到處都有人在探聽消息，尤其當信息員馬虎草率時，信用代理的構想更是搞得人心不安。1849年，征信所不得不賠償俄亥俄州諾沃克市的比爾茲利兩兄弟10000美元的名譽損失費。“比爾茲利訴塔潘案”造成了更為深遠的嚴重影響。代理機構總是從特權原則中求得安心，如果發生的事情屬於代理機構與注冊用戶之間的特殊關係，那麼按這個原則他們不會被起訴，但法官卻以另外的方式來裁定。法官宣布，信用代理信息一旦用於複製傳播，便失去特權保護。隻有個體與個體之間才可能安全透露信息，而不是通過“一個人數不受限製的合作者及職員們來操作的商業機構”。於是各代理機構紛紛製定出闡述更為詳盡的、合法的免責聲明，供信息服務時使用，以此來回應法官。信用代理第一大案的判例中還是有好的東西：道格拉斯的勇氣為行業開了先河。他拒絕暴露征信所信息員的身份，在監獄裏待了20天。他說，這是一種犧牲，“這對樹立征信所在公眾中的信心大有幫助，因為人們看到他們可以向代理機構提供信息而不會被出賣，這份信心已深入人心”。各商業團體對此紛紛表示讚同。劉易斯·塔潘現在正忙於設法使得克薩斯成為一個自由的州，不過他還是在《紐約晚郵報》（Evening Post）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為道格拉斯辯護。
第46章 劉易斯·塔潘(3)（2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