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達是機敏的宣傳者。他結交了一位叫羅倫·厄普森（Lauren Upson）的朋友。厄普森是當時西海岸的主要報紙《薩克拉門托聯合報》（Sacramento Union）的一位編輯。《修建太平洋鐵路的實施方案》在這份報紙上得到了全麵論述。這位編輯和這位“福音傳教士”一起促成了加利福尼亞州議會召開了一次關於修建太平洋鐵路的會議。9月20日會集於舊金山的100名代表用盡了華麗的辭藻來表達那“命中注定的使命”，他們通過投票決定讓朱達作為全權代表去首都提出3個具體的建議：聯邦政府確保向任何築路的公司回報5%的利潤；允許築路公司有在它認為是最好的路線上築路的權利；加利福尼亞政府保證將“有限地”資助部分路段的建設。於是安娜和泰德再次起程，向東進行了一次長途旅行，隨身攜帶的大箱子裏塞滿了文件，以致因行李過多而付了超重費。在從舊金山出發的同一艘輪船上，有剛當選的國會議員約翰·伯奇（John Burch）和俄勒岡州的前任州長、現為新加入的自由州參議員約瑟夫·萊恩（Joseph Lane）將軍。朱達立刻用大量的事實和數字來向他們說明可能提出的議案的每個要點。萊恩的態度不明朗，而伯奇很支持這項事業。“我們馬上就成了親密的朋友，”伯奇說道，“他的知識是那樣全麵，舉止是那樣文雅，他圍繞這個話題的談話是那樣有趣，幾乎沒有人能拒絕他的請求。”安娜也表現得很有魅力。一天晚上，在吃晚餐的時候，她對國會議員講，她從舊金山大會上把朱達所有的圖表和她作的山地地形圖，以及一些山裏的化石和礦石都帶來放在了包裏，如果他們能夠在美國國會辦個展覽的話，那一定很壯觀吧！
她的想法果然很見成效。西奧多·朱達獲得了少有的特權，有了一間自己的屋子，與年老的副總統寬敞的辦公室以及參、眾兩院的總部同在一層樓。屋裏堆滿了他的地圖、報告、樣品、測量圖和各種文件。屋子變成了名副其實的太平洋鐵路博物館和準備太平洋鐵路議案的戰鬥指揮部。他拜謁了吞吞吐吐的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當時伯奇也在場，另外還有一位南方各州的同情者、加利福尼亞州的民主黨參議員威廉·格溫（William Gwin），這是朱達的第一次政治性拜訪。那時布坎南一心想保持國家的統一。“忘掉那鐵路吧，年輕人，”他對朱達說，“等我們看見這個國家將來會發生什麼時再說吧。”但在謁見結束的時候，布坎南還是完全改變了自己想法，而將它當成聯邦事務來考慮，盡管他隻承諾支持格溫所偏向的南方鐵路線。
忠誠的安娜：她是馬薩諸塞州格林菲爾德的一位交友甚廣的商人的女兒。1847年5月10日與朱達結婚，在此後的6年中，她在20個不同的地方安過家。朱達在加利福尼亞探險的整個期間，她都堅定地支持他。有時她隨朱達到山上探險，描繪草圖和收集化石。
其實，當時有4種不同的鐵路線的議案。朱達認為支持眾議院遴選委員會提出的路線是合情合理的。當時眾議院遴選委員會的主席是艾奧瓦州的塞繆爾·柯蒂斯（Samuel C.Curtis），他讚成朱達比較偏愛的從艾奧瓦的內布拉斯加到薩克拉門托的中間路線方案。它允許土地的轉讓，並且有政府借貸的6000萬美元，這幾乎占了工程的一半成本，承建公司按每英裏的路程來獲得補助。
從1860年1月開始，之後的幾個月裏，朱達為了議案完全卷入了委員會裏錯綜複雜的調和分歧的事務之中。有些人倡議分別從東西兩頭修建鐵路到中間進行銜接，他默默地極力培養與這些倡議者們的良好關係。他們不太關心路線，而是更多地染指於錢的問題。最後，好像東、西部的共和黨聯盟定好了議案，對南部的國會議員作出了讓步，把南方路線納入了工程勘測的範圍。它是不應該被納入其中的，然而地區間的爭鬥太緊張了。1860年3月，議案被提交討論，而討論一直持續到12月份。表麵上看這是出於事情的急迫，但很大程度上是出於朱達的積極主張和串聯。這樣，這場討論實際上成了共和黨的一個講台，可以用來宣講將在秋季舉行的總統大選，而這場大選的候選人將會是綽號為“劈木頭的人”的亞伯拉罕·林肯。
參觀朱達的博物館的國會議員們問得最多的問題是，為什麼他相信在美國最高的山上修鐵路是可行的？說實話，他沒有可提供的證據。他下定決心，在沒有全麵探察內華達謝拉嶺以確定一條可行的路線並估定其成本之前，他將不再去華盛頓。“有了事實和數據，”他大聲說，“他們就不能反駁我所堅信的原本就沒錯的東西了，就像現在這樣！”他們回到薩克拉門托3周以後，他用麂皮把儀器包成幾卷，騎上馬，然後徒步翻越了塔霍湖上幾個著名的隘口。在華盛頓遴選委員會煙霧繚繞的辦公室待過一段時間之後，他盡情地享受著這些山嶺上清新的空氣和壯麗的景色（一邊還要提防山裏的獅子），但是他勘測過的山脊和深穀，以及那23次被翻越的峰頂，就算對於一個工程師來說都是一場噩夢。正如西部的曆史學家海倫·辛克利（Helen Hinckley）特別提到的那樣，朱達翻越的謝拉嶺中間有個深槽，兩邊的石壁是不可穿透的，也沒有河道切入其中。當安娜給了他一封丹尼爾·斯特朗（Daniel Strong）寫來的信時，他在幾周後回到了安娜那兒。丹尼爾·斯特朗是個藥商，人人都叫他“醫生”。他需要一個勘測員來測定一條馬車道的路線，他想讓這條路能有利於產礦的達奇弗拉特鎮。這座小鎮距薩克拉門托有55英裏，位於薩克拉門托東邊地勢更高的丘陵之中。朱達第二天乘驛站馬車到了達奇弗拉特，次日早晨他就和醫生騎著馬去勘測醫生的馬車道路線。他們立刻成了朋友。醫生帶著他沿一條廢棄的小路到了一條兩邊是深深河穀的山脊上。這個地區有種可怕的回音——他們從這裏往下能看到唐納湖，在1946年的冬天，曾經有41個多納西行馬隊（Donner Party）[1]的隊員被雪困住而餓死在那裏，但這在那時的朱達看來卻是個不錯的地方。他預見到他的鐵路能沿著一個幾乎連續的斜坡向上，一直到達唐納山峰頂。山脊本身有難題，但看起來，讓鐵路朝東麵向下延伸直到特拉基河穀並不是件可怕的事情，鐵路隨後就能穿過特拉基草原，朝開闊的沙漠地帶延伸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