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貝利和其他更小的投資者們的合作下，朱達的中央太平洋鐵路的修建有了資本。亨廷頓告訴朱達說，四巨頭將捐助1500美元，並雇用他來當總工程師，每個月給他100美元的薪水，另外他們還會支付必要的勘察費用。斯坦福任董事長，亨廷頓任副董事長，詹姆斯·貝利為秘書，馬克·霍普金斯為財務主管。為了對鐵路要經過的市縣表示友好，亨廷頓精明地加上了斯特朗醫生和內華達市的查爾斯·馬什（Charles Marsh）。
亨廷頓想控製整個企業，這從一開始就很清楚。他每一件事都要管，表現出那種在事業中“無知便無德”的勁頭。在允許朱達用精確儀器勘測唐納湖隘口的路線之前，他還懷疑朱達作為工程專家的資格，而堅持去山裏查看另外的路線。粗壯的亨廷頓和一個扛著毯子的華人助手一起沿著費瑟毛河穀壁側著身子移過幾英裏，那可真是一道奇觀，但那是在浪費時間和金錢來確認朱達已經知道的東西。即使可以想辦法讓河流不再泛濫，但那樣一條路線還是要比經由唐納湖隘口的路線長65英裏，另外還要花費很多錢開鑿30～40個隧道。在1861年1月初，也就是在朱達被允許開始精確勘測以前，除了貝利和斯特朗以外的其他幾位董事，個個都想試著當當鐵路工程師。當南方各州一個接著一個地脫離聯邦時，在一個清爽的早晨，朱達朝待在弗農的安娜走過去，大聲地對她說道：“如果你想看看太平洋鐵路開工的話，就朝你的臥室窗外看吧，今天上午我就在那兒幹活，我也要讓那些人為此付出代價。”他在泥濘的前大街上，順著亞美利加河往東看去，開始了勘測工作。他把10個人和斯特朗醫生帶到了“曾經被想到用來修建鐵路的最艱苦的地區”。他沿著1500英尺長的貝爾峽穀上麵的陡峭山壁挪動著身體，用勘探棍連續敲打著山壁，以留下坡度的記號，“這是我所見過的最糟糕的地方，”他高興地寫信給安娜，“河流就在我們腳下1200英尺的地方，而山脊的頂部距我們頭頂有700英尺，我們在一個如此陡峭的地方，一旦滑了下去，就一命嗚呼了。”當斯特朗醫生的馬脫韁而去時，朱達自己的牝馬也受了驚，把他頭朝前扔到了亂竄的馬蹄之下，朱達差點因此丟了命。但他到7月下旬才完成的勘測工作真是一件傑作，在眼光敏銳的鐵路曆史學家戴維·霍華德·貝恩（David Haward Bain）看來，那是“橫跨大陸鐵路在資料上的一個了不起的飛躍”。在一幅讓人驚歎不已的90英尺長的地圖和5幅20英尺長的地圖上，勾勒出了到達峰頂又沿和緩的曲線下降到特拉基河穀的路線圖，已經接近於州內的幹線鐵路，雖然有18個穿越花崗岩的隧道，但那是一條可行的路線，初步估計其在該地區的成本為每英裏88000美元。
朱達早就做好了看著四大巨頭皺眉頭的心理準備。按他的計算，鐵路每天能把50噸貨物運出去，由此能獲得2500美元的運費；然後會拉著100噸的貨物返回，又能賺得2500美元；而每趟能載25個乘客，可以獲得1250美元的收益，一年按313天計算，可以產生1956250美元的收益。（他在變廢為寶方麵還有其獨創性：“如果我們允許使用那300000英畝的土地，或者用其2/3的麵積，在每英畝裏種上10棵樹，我們可以從每棵樹上砍出6根12英尺長、平均24英寸的板材。這樣用每棵樹能做出3400英尺的板材，其總量會達到10億英尺。在薩克拉門托，這些木材的運費是每1000英尺15美元，總金額將會達到1.5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