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薩克拉門托後，朱達沒想到會遇上花崗岩般難於破解的難題。他在東部的時候已經有所防備，訂購了火車機車、鐵軌、一些貨車廂、6節高級的客車廂、軌閘轉轍器、機車轉車台及軌道——從戰爭的通貨膨脹效力來看，這樣做是個明智之舉，破土動工後，就急需那些東西了，但是亨廷頓隻顧竭力賺錢。1863年1月8日動工那天，舉行了一個小型的表達愛國熱情的開工典禮，克羅克和斯坦福（而不是朱達）在典禮上講了話。開完董事會議回來後，朱達十分痛惜地對安娜說道：“我無法讓這些人，欣賞到他們扛在肩上的那頭“大象”。如果他們照著這樣幹下去，我們在國會裏肯定會有麻煩的，就像我們肯定太陽是在東方升起的那樣。”克羅克已經得到了第一份建築合同，朱達對此特別擔心。他懷疑四大巨頭在有意榨取築路的利潤，而這樣的判斷沒錯。在朱達的抗議之下，克羅克從董事會退了出來，但是頂替他位置的是他狡猾且能言善辯的兄弟E·B·克羅克。E·B·克羅克是個審判員，也是公司的律師。朱達很擔心用於鐵路建設的資金被挪用來修建馬車道。四巨頭極力排擠朱達，不讓他插手他們為修築馬車道而另外建立的公司的事務。朱達堅持反對亨廷頓利用法案向多丘陵地區提供額外資金的規定來賺錢的策略，亨廷頓對此怒不可遏。斯坦福州長派了本州的一位精明圓滑的地質學家去幫忙。那位地質學家與克羅克被派到了阿卡德克裏克。在那裏，那位官員（地質學家）站在綿延數英裏的平坦的地麵上，嚴肅地證明他們所站地方發紅的土壤就表明那是坡麵的起點。另外還有些特派的官員、州政府派來的總勘察員和聯邦政府派到加利福尼亞來的總勘察員，都簽署了聲明，由阿倫·薩金特呈交給了林肯總統，林肯總統也簽了字。據說總統還評論道：“這件事足以說明我亞伯拉罕的信心能移動大山。”有的記載又把這個笑話說成是薩金特鬧的，不管怎樣，就像朱達說的那樣，這是“一場騙局”，而他、貝利和斯特朗與此事無關。對於亨廷頓來說，朱達高度熱心於鐵路建設是不可忍受的，因為朱達的舉措是以政府債券的形式迫使公司讓出240萬美元的資金（每英裏1.6萬美元），而這恰是在他們最需要資金支持的時候：亨廷頓和他的朋友們冒了一次驚天大險，據斯坦福在1862年所做的經過發誓的證言來看，對於他們披露出來的財富來說，他們所有的財產加起來才不過120萬美元（有流言傳說亨廷頓的財富達到了百萬美元）。拉文德為四大巨頭辯護說：“由於朱達已經估計到修建鐵路的成本為每英裏10萬美元，而可獲得的政府補貼才4.8萬美元，兩者差別很大，在平地上獲得的補貼似乎還很合理。”但是對於朱達這樣的理想主義者來說並非如此，他在他的《實施計劃》中已經痛罵過了那種盜竊行為——他是那樣地認真負責，以致虧待了自己也在所不惜，他代表加利福尼亞代表大會在首都陳述建議時花掉了2500美元，而他隻報銷了40美元的開支。
築路以後的多納隘口：這是9年過後從山脊上望去的風景，那時電報線杆和防雪棚成了中央太平洋鐵路線的標誌。
原來的董事會均勻地分裂成兩派，4人對4人（亨廷頓、斯坦福、霍普金斯和馬什4人對朱達、斯特朗、貝利和布思4人），但是有兩個新董事響應了亨廷頓。5月時緊張氣氛達到了頂點。“噢，那些日子對我們來說真是可怕極了！”安娜寫道，“他覺得他們忘恩負義……這一切都太過涉及個人的情感，而使我的內心備受折磨。”7月，亨廷頓引發了一場最後的較量。朱達決定把鐵路建在能夠接載從輪船碼頭運來的貨物的地方，亨廷頓對這個合情合理的計劃進行了投票表決，並出於成本的理由撕毀了已經訂好的計劃，把鐵路線移了幾個地段。然後他要求所有的董事全部足額付清他們自己所持有的股款。朱達、貝利和斯特朗沒有足夠的錢，亨廷頓就停止了他們所有工作，然後對持不同意見的人——現在成了少數派的4個董事——責難道：把股票全賣給我們，要不然就買下我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