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簡直是空談。擦鞋匠的“秘密”就是他已經想到但還沒實現的東西——一個溫控器——在燈絲熔化掉或化為灰燼之前切斷電流的東西。他已經用電報發明中用的電磁鐵和電鍵來做過類似的東西，但隻是假定這種方法也適用於白熾燈。愛迪生的研究學者們羅伯特·弗雷德爾（Robert Friedel）、保羅·伊斯瑞（Paul Israel）強調了他的勇氣：“對於愛迪生來說，對於一種實用的白熾燈的探索所進行的大膽的，甚至是魯莽和前所未有的研究，一開始更多依靠的是過分的自信和一些還不成熟的想法，而不是靠科學的指引來開展工作。換種方式來表達，就是剝奪了發明活動中人所起的作用，並因此而不能真正理解發明本身是什麼。”嘲笑聲回蕩在大西洋兩岸。倫敦的西爾瓦納斯·湯普森（Silvanus Thompson）教授稱愛迪生的預言是“純粹的胡說八道”。英國郵局的電學顧問威廉·普裏斯（William Preece）爵士用拉丁語抨擊道：“分流電燈燈光就像鬼火（愚蠢的熱情）。”英國的權威約翰·斯普拉格（John T.Sprague）說，用使電燈發光的同一電流來烹飪食物是“荒唐的”。在美國，威廉·索耶（William Sawyer）預言道：“這最後將是必然的、可恥的失敗。”一位紐瓦克的弧光燈製造商稱愛迪生的計劃是“如此荒唐，妄想弄清楚主宰著電動機器的結構和運轉的電路及原理”。另外，還有三個無法估量的因素對這場嘲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除了當時還沒有人能讓電燈不被燒毀外，還存在著的問題就是要用當時簡單粗糙的發電機發出足夠的電，並把電力分布到一片很大的區域去。其他人做的弧光燈和白熾燈的實驗都要很大的電流，而愛迪生的批評者們斷定他甚至還得用更大的電流，來對付他所想象的把電力進行長距離分布中的能量損失。這意味著他還得增大他的銅導體的橫斷麵，這樣費用將會很高。但情況並非完全如此。愛迪生承諾，如果用新式的並聯或支線接線係統來連接電燈，獨立開關就能解決這個問題——但消耗成幾何級數增加的更多的電流需要鋪設更粗的、更昂貴的銅芯電纜，所以整個工程在科學上顯得很愚笨，在實際應用上又顯得希望渺茫。
1878年初秋，愛迪生甚至連怎樣才能解決這些困難的邊都沒有摸到，他精明的法律顧問格羅夫納·勞裏鼓勵他通過新聞媒體來試試運氣，並代表他巧妙地進入了紐約銀行業務接待室。習慣上人們都把愛迪生描述成一個與無知資本家們鬥爭的科學幻想家，不過在這初始階段，科學界也目光短淺，而與範德比爾特的西部聯合和倡導創新的銀行家約翰·皮爾龐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聯合在一起的資本家們，與其說是當時有遠見，還不如說是進行了一次更大的賭博。10月份，勞裏迅速地籌集了30萬美元建成愛迪生電燈公司，交給愛迪生5萬美元現金，並用3000股中的2500股來申請他正在製造的電燈專利，並買斷他可能在以後5年中進行的任何改進。相比之下，大約在同時，投機商阿爾本·曼（Albon Man）讚助威廉·索耶的資金不過隻有4000美元。愛迪生已經擁有國內最好的實驗室，並逐步為之開辟了一個車間和配備了接受過大學教育的工程師和科學家。最具意義的一次任命是請到一個叫弗朗西斯·厄普頓（Francis Upton）的人。他是鮑登學院（Bowdoin）和普林斯頓大學的數學專業畢業生，比愛迪生大兩歲，在12月13日星期五那天從火車站走過一條泥濘的小路來到愛迪生電燈公司。這個與眾不同的波士頓人也是個能彈些曲調的鋼琴師，愛迪生給他取了個綽號——“文化人”。
在厄普頓到來前的幾個星期，在搞溫控器完全失敗後，愛迪生又設想了一個新的實驗方向。他用鉑金來做燈絲（或叫“燃燒物”），因為它不會氧化並且還有很高的熔點，但是在用來使它變熱發光的高溫下，它卻會熔化掉或斷掉，或者僅僅發出昏暗而短暫的忽隱忽現的光。愛迪生又重新開始，仔細研究了以前人們試過的方法。11月，巴奇勒把他的注意力轉到別人的設計上，就是在每盞燈裏裝上“電阻小的導體”，“小電阻”是關鍵詞。愛迪生有種預感：如果他成比例地提高電壓和增加燈絲的電阻，就能使通過一根細細的銅絲的電梯流強度很低。“通過基本的歐姆定律就可以得出這個結論，”電學權威哈羅德·帕瑟（Harold Passer）寫道，“但是在愛迪生的時代，這是一個重要的成就，使他超過了其他研究白熾燈的科學家們。”歐姆定律——通過一段電路的電流強度和加在這段電路上的電壓成正比，跟這段電路的電阻成反比——是1827年由德國物理學家喬治·歐姆（George Ohm）提出的，其公式為“電壓=電流×電阻”，但當時這個定律沒有得到很好的理解。愛迪生自己後來說：“在我做實驗的時候，我並不明白歐姆定律，也許知道它會妨礙我的實驗。”這就是愛迪生那種無拘無束的天才模式。了解電壓、電流和電阻間的動態關係對發明白熾燈是至關重要的，但愛迪生對此是心裏有數的，即使他沒有用一個數學公式來表達它。有趣的是，如果他沒有仔細考慮過要為大麵積的區域送電的話，他就不會進一步嚐試用細絲高電阻的方法。厄普頓自然很驚訝於愛迪生的見識。“我不能想象，為什麼我在1878年和1879年不能比我過去更能明白那些基本的事實，”他後來說，“我是個受過專門訓練的人，來到愛迪生先生這裏，有著多年在亥姆霍茲（Helmholtz）實驗室工作的經驗、有工作所需的運算知識和數學的思維能力。然而我那時的雙眼，與現在的雙眼相比簡直就像是瞎了；而且……我想說跟我一樣的大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