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發生了促進生物科技產業興起的兩個重要事件。第一件事發生在當年6月，最高法院認為“戴蒙德訴查克那伯迪案”（Diamond v.Chakrabarty）中，生物體可以申請專利。耶魯大學曆史學家丹·凱維勒斯令人信服地爭辯道：專利不會助長秘密交易，但實際上可以洞悉工業秘密，因為它們迫使那些可以申請專利的產品公開其手段和方法。“否認生物專利會讓合作重組研究陷入秘密交易的境地，遠離公眾的詳細審查，這對於社會控製層麵的基因工程是不明智的，”克雷德解釋說，“專利保護激勵了技術創新。”Genentech逐步改變了製藥公司偷偷摸摸的做法，迫使它們允許公布更多的基礎研究。發生在同年的第二個重大事件是《貝耶·多爾法案》的頒布（Bayh-Dole Act）。這是“戴蒙德訴查克那伯迪案”的深化，它允許大學在聯邦政府資助的研究項目中保留創新的頭銜，擁有知識產權。這意味著基礎科學可以創造很大的價值。
同年的10月14日，Genentech公司開始發售股票。這是第一家首次公開募股（IPO）的生物科技公司，是華爾街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IPO之一，隻有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互聯網熱潮才能與之媲美。Genentech公司發行100萬股股票，數小時就籌到了3850萬美元。博耶和斯旺森手裏的股票各值6600萬美元。
那年，整個公司的收入隻有8萬美元，但前景一片光明。禮來公司銷售Genentech公司的胰島素，稱為優泌林（Humulin），1983年銷售收入800萬美元，1986年達到9000萬~1億美元，到1998年銷售了7.02億美元，駁倒了其他大型化學製藥廠的預言，還有那些權威刊物《新科學家》、《經濟學人》的預言，他們都曾預言這家公司會失敗。Genentech公司的專利權使用費收入隨禮來公司的收入水漲船高。數年裏，那是唯一的重組DNA藥品，直到1985年10月，Genentech公司推出第二種藥品——人體生長激素。
博耶之後的Genentech
博耶迫不及待地放棄了與Genentech直接的科學接觸，他更願意待在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實驗室裏。他不想管理Genentech的科學家，不想奪了新人的光芒。按常規，胰島素論文上應該有他的署名，但他堅持把論文歸到其他人名下。他受過“學術阻擊”的傷害，學術界責難他拿科學開放性去冒險，聽命於商業秘密，以及對金錢的妒忌，“雖然也有人支持我，”博耶告訴薩利·休斯，“但是在一段時間內，我感到大家都不理睬我。那些抨擊的手段讓我感到自己是個罪犯。我認為我沒有做過缺乏職業道德的事或不道德的事。我從未夢想過有他們那樣多的年薪。”他又說道：“從製造產品來說，我們有非常理想化的、無私的目標，我們以某種方式貢獻社會。這是一部分初衷。鮑勃常說，“我對呼啦圈和網球鞋不感興趣。””
斯旺森被證明是一個精明的、令人鼓舞的年輕領導，“一個矮胖的、臉頰像花栗鼠的36歲老總”，1984年的《時尚先生》雜誌這樣描述道。他廣招人才，錄用精英；他承諾研究人員可以發表成果；他培育出一種開放的、謙遜的企業文化，采用戴維·帕卡德（David Packard）的管理哲學創造員工福利。《商業周刊》說這種創新管理模式適合激勵公司的科學家取得成績。斯旺森和珀金斯發明了“嶄新的金融證券”，這是使公司強大的關鍵所在。一個是“後配股”，提供一條入主董事會的通路，如戴維·戈德爾這樣的人。員工可以以優惠價格購得公司股票，但隻有在公司完成既定銷售目標後，才允許他們拿這些股票去交易或套現。“後配股”被矽穀的創業公司廣泛采用。在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批準推出人體生長激素後，斯旺森按當天的價格分給每一位員工100股股票期權，從洗瓶子的員工到副總裁，人人有份。Genentech公司的激勵政策讓新老分子生物學家相信他們能很快致富，很多人的確如此：Genentech公司上市那天，一個用暑期工掙公司股票的加州理工大學的畢業生，發現自己突然間成了百萬富翁。
辛西婭·羅賓斯-羅思（Cynthia Robbin-Roth），在1980年作為“一個典型的博士後”加入Genentech公司，體會了分享創新的激動人心的感覺。在《從煉金術到IPO》一書中，她寫道：“我仍然記得內部的專家討論會……這是Activase（r）臨床研發的決策機構，Activase（r）是Genentech公司創新研發的心髒病發作時的治療藥物，可溶解心髒病人突發心肌梗塞時形成的血塊，討論會上展示了第一批患者經治療後血管暢通的圖像。傳遞的信息看得清楚，聽得真切——Genentech公司的研究不斷拯救著患者，若不是這樣，那些患者可能會失去生命。這對員工來說是一種難以置信的動力。”據市場部主管吉姆·高爾回憶，斯旺森引導一個日本訪問團穿過Genentech大樓時，交談中還隨手擰緊旁邊滴水的水龍頭。斯旺森注重細節的作風影響了不拘小節的科學家們；新員工們對此也印象深刻，當時他們正等在公司門口，斯旺森提議驅車帶他們去吃午餐，大家見他一直走到最遠的那個泊車位——他沒有經理專用車位。羅賓斯-羅思說：“我們很多曾在實驗台前工作到很晚的人，都看到過斯旺森大步走進實驗室大門。他知道我們的名字，知道我們從事的項目，他留意聽取我們對項目狀況的描述，還會提一些聰明的問題。最高領導了解和讚賞我們的工作，這讓大家深受鼓舞，實驗室的燈總是亮到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