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馬丁錯了。到19世紀結束的時候，圖書依然悠然自得地活在報紙之外。但是，一個危及它們存在的新威脅已然出現：愛迪生發明的留聲機。起碼在當時的知識階層看來，人們很快就會轉向收聽而不是閱讀文學作品了，這是顯而易見的大勢所趨。菲利普·休伯特（Philip Hubert）在1889年發表於《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中預言：“很多圖書和故事根本不會印刷出版，它們會以唱片的形式進入讀者，更準確地說是聽眾的手中。”在當時，留聲機可以記錄並播放聲音。他寫道，作為創作文章的一種工具，留聲機肯定也會“遠遠超越打字機”。就在同一年，未來主義者愛德華·貝拉米（Edward Bellamy）在《哈潑斯》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人們以後將會“閉著眼睛”閱讀。他們會隨身攜帶一個小小的語音播放器，這個東西叫做“必不可少”，可以囊括他們的全部藏書、報紙和雜誌。貝拉米寫道，媽媽們再也不用“為了防止孩子下雨天在家裏調皮搗蛋，給他們講故事講到嗓子都啞了”。孩子們全都會有自己的“必不可少”。
5年後，《斯克裏布納雜誌》（Scribner’s Magazine）做出了一個看起來有些離經叛道的舉動，發表了一篇題為“書的末路”（The End of Books）的文章，作者是赫赫有名的法國作家兼出版商奧克塔夫·於紮納。他寫道：“書是我的親密朋友，我關於書的命運的觀點是什麼呢？書是我們當前用來闡釋精神產品的一種手段，早晚會淪落到被人拋棄的境地。除了這個結局，我不相信（電氣技術和現代化機器設備的不斷進步不允許我相信）古騰堡發明的印刷術還能有什麼前途。”印刷術“對人類的思想實施了”幾個世紀的“專製統治”， 這種“多少有些陳舊過時” 的技術將會被“留聲機”取而代之，圖書館必將轉變成“唱片庫”。隨著解說員取代作者，我們將會看到“口頭表達藝術”的回歸。於紮納斷言：“女士們談到功成名就的創作人時不會再說‘多有魅力的作家啊’，在無比激動的時候，她們會感歎‘啊，這位解說員的聲音是多麼讓人震顫、讓人著迷、讓人感動呀’。”
麵對留聲機帶來的威脅，圖書活了下來，就像它曾經躲過了報紙的傾軋而幸免於難一樣。聽沒有取代讀。愛迪生的發明後來主要用於播放音樂，而不是朗讀詩詞文章。到20世紀，讀書行為又經受了一場看似致命的新威脅：看電影、聽廣播、看電視。時至今日，圖書還是一如既往的隨處可見。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印刷作品今後還會繼續大量出版，還會繼續被人們捧著閱讀。紙質圖書或許正走在被淘汰的路上，不過，可以肯定，這將是一條漫長而又曲折的道路。手抄本盡管會讓藏書家欣喜若狂，卻無法改變書籍及讀書已經逐漸沒落的事實，起碼按照過去的定義來看是這樣。就整個社會而言，我們用於閱讀印刷文字的時間空前減少。即便讀印刷文字，也是在上網的間隙匆匆掃過。文學批評家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在1997年寫道：“清淨的環境，充裕的時間，全神貫注地默默記誦，這些都是‘高級閱讀’賴以進行的條件，現在基本上已經難覓蹤影了。”他接著說，不過“比起電子技術開創的新天地，這些侵蝕力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50年前，要說我們仍然生活在印刷技術時代，還有可能為這種說法找到理由。如今，是沒有這種可能了。
有些思想家對圖書以及由讀書培育而成的文學思想的衰落表示歡迎。不久前，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教育研究專家馬克·費德曼（Mark Federman）在對教師們演講時提出，我們傳統上所理解的那種學問“隻是一個古雅的概念，現在可以說一無是處。這種審美形式就像是曆代傳誦的詩詞歌賦一樣，與當今教育領域的現實問題毫無關係。文學素養當然不是毫無價值，但是顯然已經不再是當今社會的結構性力量”。他繼續說道，對教師和學生而言，已經到了徹底摒棄書本中那個“線性的、等級分明的”世界，轉而進入“隨時隨地可以相互連通、靠近的”網絡世界的時候了——在這個世界中，“最偉大的技能”是“能對不斷變化的上下文加以整合以發現其整體意義”。
紐約大學數字傳媒研究學者克萊·舍基（Clay Shirky）在2008年的博文中提出，我們不應該浪費時間去哀悼深度閱讀的消亡——它的價值自始至終都被高估了。他寫道，“沒人讀《戰爭與和平》”，盡管那是托爾斯泰最高文學成就的經典代表作。因為“這部小說太長了，而且也不是那麼有趣”。人們已經“越來越確信，托爾斯泰的經典作品實際上並不值得花那麼多時間閱讀”。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也是一樣。按照克萊言辭犀利的說法，這些小說迄今為止一直都被“稀裏糊塗地奉為極其重要”的作品，“過去這些年來”，我們實際上一直都在“空洞虛無地讚美”托爾斯泰和普魯斯特之類的作家。我們古老的文學習慣“不過是在缺乏求知途徑的環境中生活的一種副產品”。舍基總結說，由於互聯網賦予了我們無比豐富的“求知途徑”，我們終於可以把那些陳腐的舊習慣拋到一邊了。
這樣的宣言看上去多少有點表演的成分，因而不能太當真。這是某個學術界派別的最新主張，反智麵孔是這個派別一以貫之的特點。不過，對於他們的荒誕表演，這次可以給予更寬容的解釋。費德曼、舍基等人可能是後文學時代思想的早期典範，對他們這些知識分子而言，首要的信息來源一直都是屏幕而非書本。阿爾貝托·曼古埃爾（Alberto Manguel）寫道：“在傳統上公認的經典著作和我們通過自己的本能、情感及領悟而認可的經典著作（同一部著作）之間，存在著一條極難逾越的鴻溝：通讀經典時經受痛苦折磨，領悟經典時獲得歡欣愉悅，最終把經典轉化為自身體驗，並且在實質上成為經典著作的一流讀者（而不是僅僅停留在把書捧在手上閱讀的層麵）。”如果你沒有時間或缺乏興趣，或者不具備接納文學作品的條件——按照曼古埃爾的說法，就是讓它成為自己認可的經典著作，那麼，你當然會認為托爾斯泰的不朽名著“太長了，而且也不是那麼有趣”。
對於那些認為文學精神的價值一直都被誇大了的人，置之不理是很容易的做法，但那麼做是錯誤的。人類社會對待智力成就的態度正在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他們的論點正是一種重要跡象。通過這些人的言辭，人們可以很容易地證明這種改變的正當合理性，他們可以說服自己，對深度閱讀及其他形式的專心致誌的思維活動而言，上網是一種適當的甚至是更好的替代做法。在論證書籍已經變得陳舊過時、可有可無的過程中，費德曼和舍基提供了智力上的掩護，讓勤於思考的人們舒舒服服地滑入精力分散的狀態，而這種狀態正是網上生活的最好定義。
我們對情節緊湊、扣人心弦、五花八門、令人眼花繚亂的娛樂內容充滿渴望，這並非起源於萬維網的發明。隨著我們的工作、生活節奏不斷加快，隨著廣播電視等傳媒不斷為我們帶來亂七八糟的節目、信息和廣告，上述情形已經出現幾十年了，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勢。雖然互聯網在很多方麵標誌著對傳統媒體的徹底背離，但它也代表著人們在擁抱20世紀的電子傳媒的過程中形成的智力趨勢和社會趨勢的繼續發展。自從電子傳媒誕生以來，這樣的趨勢一直都在影響著我們的生活和思維。在我們的生活中，精力分散、心煩意亂的情形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不過，從來沒有一種媒體像互聯網一樣，如此廣泛而持續地分散我們的注意力。
戴維·利維在《卷動向前》一書中描述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他參加施樂公司帕洛阿爾托研究中心召開的一次會議的情形。在那個時候，高科技實驗室的工程師和程序員們正在開發許多我們現在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計算機功能。一組傑出的的計算機科學家受邀來到帕洛阿爾托研究中心，參觀一個新型操作係統的現場演示，這個係統讓“多任務”運行變得輕而易舉。該係統不同於一次隻能執行一項任務的傳統操作係統，它可以把屏幕劃分成許多“窗口”，每個窗口都可以運行一個不同的程序，或者顯示一個不同的文檔。為了說明新係統的靈活性，施樂公司的演示人員點擊鼠標，從一個正在編寫軟件代碼的窗口切換到了另一個窗口，這個窗口顯示的是剛剛收到的電子郵件。他迅速閱讀並回複了郵件，然後返回編程窗口，繼續編寫程序代碼。現場的一些觀眾為這個新係統鼓掌歡呼。他們發現，多任務係統可以讓人們使用計算機的效率提高很多。另一些人則心生畏懼，往後退縮。“當你正在編寫程序的時候，你怎麼會願意被一封電子郵件打斷並且搞得心煩意亂呢？”一位現場參觀的科學家憤怒地質問道。
放在今天，這個問題會顯得很奇怪。窗口界麵已經成了所有個人電腦的標準界麵，絕大部分其他電腦設備也是一樣。在互聯網上，窗口之中的窗口之中還有窗口，更別提一長串隨時可以打開更多窗口的標簽按鈕了。我們對多任務已經習以為常，假如不得不回去使用一次隻能運行一項任務的計算機，我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會無法忍受。可是，盡管前麵那位科學家所提出的問題一直被擱置，但它在今天仍然像30年前一樣至關重要。正如利維所說，這個問題指出了“兩種不同工作方式之間的衝突，以及對應當如何利用技術來支持工作的兩種理解之間的衝突”。盡管施樂公司的研究人員“熱衷於耍弄多線程同時工作的花招”，但在質疑者看來，他自己的工作可是“一項孤獨寧靜、一心一意、全神貫注的活動”。關於如何使用電腦這個問題，在我們有意或無意的選擇下，我們已經拋棄了孤獨寧靜、一心一意、全神貫注的智力傳統，而這種智力規範正是書籍贈與我們的。我們已經把自己的命運交到了雜耍者的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