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銳擂台
作者：張旗
我外婆家隔壁鄰居，有個長得很標致的女孩，從小到大都沒去上學。“那她以後怎麼辦呀？”我問我母親，那一年我十四歲。現在，那女孩已經做了母親，有兩個孩子，第二個孩子跟我女兒同歲。她丈夫養殖海帶，收入還不錯。每回看見她臉上的笑容，我總懷疑那是裝出來的。
我有個堂兄，因投資期貨失利一直在外地躲債，一晃十幾年過去了。他祖母去世時，他沒回去。過了幾年，他祖父又去世了，他也沒回去。有人說在福州某條街上見過他，也有人說他給廈門一戶人家做上門女婿。每次回老家，我都希望能見到他。我記得我們最後一次相聚是1998年，在莆田，我請他去星光電影院看《泰坦尼克號》。之後，就再也沒有看見他。我不知道他到底欠了多少錢。1998年，他有一次跟我談起，隻要聽到樓下有人叫喚他的名字，他都覺得是討債的又來了。我的這位堂兄，他悄悄地在某地活著，可是對我們而言，他失蹤了，成了一個不敢回家的人。
今年春節，在我熟悉的人群中又少了一張麵孔。那是我叔叔收養的一個女孩，剛來時五歲，今年應該有十七歲了。我嬸嬸沒讓她念書，一直把她當作廉價的小保姆。去年正月初二晚上，我跟幾個朋友去鎮上一家酒店吃飯。沒想到，她竟然在那裏給顧客端盤子。“她在那裏打工，覺得辛苦，也想做‘小姐’，結果被嬸嬸揍了一頓。”我母親告訴我。去年夏天，她跟村裏的幾個女孩一起去晉江打工，幾個月後就跟人跑了，沒有了音信。
在我老家，更令我觸目驚心的是，村裏有一戶人家，娶了一個媳婦，那女人生了一個孩子，沒過幾年就變成瘋婆子。一打聽，這病是遺傳下來的，她母親也是瘋婆子。幾十年過去了，我心裏一直有個疑問：他們為什麼不離婚呢？現在，他們那孩子也瘋了，整個家庭變得毫無希望。我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裏。由於經常服些安定片或含有激素之類的藥物，那孩子顯得異常虛胖，尤其是那眼神，閃著綠光，怪嚇人的。
這一切都讓我難以忘懷。我的創作都源於此，都源於我和我周圍的生活。童年在鄉村的見聞和體驗，給予我無窮的回味與想象。就像弗蘭納裏·奧康納說的，一個小說家最後總會寫到他的童年，這個時期決定了他的命運。我小時候遇見的人，經過幾十年之後，不管有怎樣的變化，命運都向他們呈現出各自的謎底。這一切都令我好奇。
我一邊回憶，一邊觀察我周圍的人。我關注的都是些不如意的人，他們無意中製造了或者說陷入了一個又一個麻煩。人生的種種“境遇”，都是一麵麵照見人性的鏡子。生活中的人和事擺在那裏，都是素材。我覺得如果角度和距離選擇得當，人物在作品中就會活起來，他們個人的悲哀和尷尬就會真實地反映出我們這個社會的問題來。
有人說我的作品色調陰暗、情節相對荒誕、人物偏向卑微。這是我要追求的風格。在我看來，現實的荒誕性已經遠遠超過我們的想象，人物的種種荒唐舉止都是一種需要我們審視的正常行為。畢竟人是複雜的。每個人身上都充滿不和諧、不確定的因素。這一點尤其需要作家予以尊重。我筆下的人物都有點冷，有點無奈，好像是沉浮在滔滔大海中的一葉小舟，叫人揪心。加繆和奧威爾說過，不講道德的文學是冷酷的。從這一點來說，作家的情懷對作品的成敗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我處理人物就像做拚貼工作一樣：根據需要把多個人的特點集中到一個人身上。我寫出來的東西幾乎都是真實的，隻是有的發生在那個人身上，有的發生在這個人身上，還有的發生在別人身上。我把它稱為虛構。隻是這種虛構有時跟現實太接近了，我有點不滿意，我覺得還需要注入我的想象力。我希望我筆下的人物盡量多些普通人的普遍特征。
小說需要故事，需要情節。盡管我讀過很多無情節的小說，但最終我都棄它們而去。我經常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我把一個故事寫得很詳細，所有情節的來龍去脈都交代清楚，那跟一篇報道有什麼兩樣呢？一篇再鮮活的報道在我看來，也不是小說，僅僅是創作的素材而已。所以，我選擇簡單的情節，隻要有足夠容納人物活動的空間就行。我總喜歡通過細節來暗示人物的內心世界。納博科夫說過，細節即上帝。我覺得，語言的力量在於精確，而細節的力量在於分寸的把握。
最後，我想說的是，寫作是一種信仰，它的上帝就藏在一草一木中，藏在夕陽中，藏在人們匆匆忙忙的腳步中，藏在秋風裏，藏在綿綿不絕的回憶中。二十多年過去了，在我寫作過程中，有兩種思想對我衝擊很大：一種是實用主義，一種是虛無主義。這兩者都對文學構成致命的威脅。隻有從閱讀和寫作實踐中真正體會出真理的人，才會對寫作產生刻骨銘心的愛。這種愛，既有年輕時的激情，又有人到中年後的泰然。
責任編輯楊靜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