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亮的珍珠是外鄉男人臨摹的凡·高名作《向日葵》，這幅明朗豔麗的畫作從黯淡的凡俗生活中跳脫而出。《向日葵》不僅是一幅畫，也是—個巨大的隱喻，關於理解和隔膜，關於生存和消亡。金黃色的向陽之花，沸騰的生命力和灼熱的激情，讓一個平淡無奇的城中村男人變得魅力獨特、難掩光芒。
沉重的話題遇到輕盈的意象，小說終於飛離了現實，一不小心就墮入俗流的老故事大放異彩。一個空靈的意象，能讓人世極深的小說，忽而超然出世。距離拉開了，藝術品也就誕生了。他們亦深諳騰挪之道，歌聲、櫥窗女人、凡·高向日葵不但被安放在最合適的位置上，而且充分調動反複出現，如重章疊唱般，充盈著蕩氣回腸的複調之美，散發出濃烈的詩意。
短篇的大忌是過於實在，過於典型，一眼看透，不堪玩味。當題材無法偏僻時，瑰奇的旨意、陡峭的文風就是創作的意義所在。絕妙的意象被委以重任，用來鋪敘，用來變奏，用來提速，讓小說在隱蔽和表現、切入和疏離中達成了平衡，讓小說直麵現實，又如夢似幻。石岩的傾聽，小武的臆想，撿破爛男人的畫家夢，看似荒謬，卻以另一種方式接近了生活的真實。
作家在小說中一旦側重意象運用，往往更懂得控製和抽離，小說的姿態也更加開放，不以解決問題為樂，更鮮少大肆議論、判斷是非、過度抒情。黃金短篇潛龍勿用，垃圾短篇亢龍有悔。
短篇並不擅長講述一個一唱三歎的故事。而是從意味、哲理、藝術表現力上另辟蹊徑。字數雖短，韻味卻長，可謂短得千波流轉。三篇小說皆是典範之作，作家為自己的思想和理念找尋到最精美的載體、最精致的藝術形式。
短篇小說的審美價值，在於含混、模糊、駁雜、陸離，文字間充滿著恍惚的美、魔幻的場、浪漫的氣質和奇異的美感，帶有形而上的色彩和哲理化的追求，有寓言的抽象和豐富。寫作短篇小說，好比挑戰競技體育中的高難度動作，從考驗技術的角度而言，我認為上述作家，動作完成得優美舒展，已深得個中三昧。
人物：泥濘裏開出一枝高蹈的花
邊城的寂寞，不僅是地理概念上的，還有文化意義上的。深圳人向來不乏野心，卻少了點理想。理想太凝重，或者，是多餘而無用的。深圳人缺心少魂，離物欲很近，離夢幻太遠。冷漠和遲鈍是理想主義最頑固的敵人，呼喊和反抗顯得清純而無知、天真而空洞，缺少共鳴，杯水車薪。我們的時代騰空而起，遠離了滋生理想的土壤。
比如說深圳的女人，遠望時灼灼閃光，近觀雖妝容精致，卻難掩眼角眉梢的疲態，一臉風霜之色，令人悚然一驚。她們大都缺少安逸生活的滋養，又急於過上人人稱羨的日子，反映到麵相上，就少了些眉目疏朗、神情溫婉的韻味，偏離了日常性的舒緩和恬然。
這座欲望之都、野心之城，總能帶給人們巨大的觸動甚至是顛覆。一座新城，曆史感和審美品味欠缺，但這裏的文學資源並不匱乏，匱乏的是思考能力和文學見識。
在作家筆下，看到主人公被城市生活方式異化，苦大仇深，拒談理想，我並不意外，也很難動容。生活不是文藝片，逼仄的生活確實容不下一張理想主義的麵龐。
深圳米貴，居大不易，聲名狼藉，斯文掃地——也正因為如此，文學應當挺身而出，叩動理想之門，為堅硬冷峻的都市增添幾絲夢幻和柔軟，熨平那些動蕩不安的內心。能在深圳堅持創作的人，勢必意誌堅定，對文學有一種純粹的癡迷和熱愛，而且心靈深處，保留著強烈的理想主義情懷。
所以，好比泥濘裏開出一枝高蹈的花——《外鄉父子》裏的抬荒男人執拗地熱愛凡·高，在生活重壓下，把自己和父親收拾得整潔體麵；《天籟之音》中塑造的農民工石岩始終渴望飛翔，能奇跡般地聽到啞女唱歌；《櫥窗裏的女人》一文中，厚圃的兒童視角格外意味深長，東門步行街是城市欲望的中心地帶，消費主義時代的欲望代碼，霓虹櫥窗更是一個集中展覽奢華的場所，塑料女模特高傲美豔珠光寶氣，成年人在櫥窗裏看到尊貴時髦，男孩小武卻從中發現了母親般的女人，就像聖埃克蘇佩裏在《小王子》中寫的那樣，隻有孩子知道自己在尋找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