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劉斯奇文集
藝文論壇
作者：姚桂梅
[摘要] 出版四種理論文集約130萬字，負責編輯、出版243期《電影評介》，參與策劃並執筆創作了8台大型文藝晚會，論文獲得多種全國性獎項。這些數字所涵蓋的專業範圍和成果，從一個側麵表現出劉斯奇藝術修養的多側麵，同時也加深了我對這位老同學的理解和認識。
[關鍵詞] 劉斯奇 戲劇 雜技 電影 理論 成果
2012年盛夏，我的書桌上添加了中國文聯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的劉斯奇的理論新作《當代中國雜技藝術現狀掃描》，這也是劉斯奇出版的第四種理論文集。其書的裝幀，其封麵上刊登的精彩的雜技演出劇照以及我所熟悉的作者的身影，使我迫不及待的翻開了這本論著。首先，映入我眼簾的是在其序中的一段文字：
“《當代中國雜技藝術現狀掃描》是繼1992年《生存與美的探求》，2000年《生存與美的再探求》，2006年《電影與人生》之後我的第四種理論文集，從這四種文集的書名便大致可以看到我在理論研究方麵的足跡走向——從戲劇到電影再到雜技，而這四種文集的自序則記錄了我這一生的大致經曆及我對人生的體味與感悟。”[1]
瞬間，文字的表達使我感慨萬千，它把我帶回到那難以忘卻的歲月之中，帶回到那似乎模糊又似乎清晰的記憶之中。
“在五十年代末我十二歲時，在一種不自覺的自覺意識中，沒有征求父親、母親、哥哥、姐姐和老師的意見，獨自悄悄地報考了貴州省文化藝術幹部學校，從此便登上了戲劇舞台，開始了我的事業，也開始了我的人生。
是無知？是早熟？是草率？是果斷？是曆史的捉弄？還是命該如此？
決定人生的這一步就這樣邁出去了，這一邁，就是21年。” [2]
斯奇留在《生存與美的再探求》中的這段文字，便是我與斯奇相識的學友緣起。從那時起，我們在貴州省文化藝術幹部學校（現貴州大學藝術學院）京劇表演專業學習，共同度過了寒窗五載的學藝時光。1963年畢業後，我留校任教，斯奇則隨我們班大多數同學一起分配到了貴州省京劇團（現已和原貴陽市京劇團整合為貴州京劇院）。進入劇團後，劇團與學校明顯不同的生存環境對斯奇人生走向的影響，亦逐步地顯現出來。
因為劇團的基本任務是演出而不是培養，作為一個演員，斯奇感覺自己缺乏那些站在舞台中間的師哥師姐所擁有的那種藝術天賦和條件，對自己表演藝術能力與天賦條件的感知，促使斯奇開始關注對文化知識的學習與積累，詩詞、歌賦、白話、小說，隻要能找到的，他都找來看，許多字不認識，便把字典隨時帶在身邊……之後，在劇團老師們的鼓勵與帶動下，斯奇提筆學寫的諸如對口詞、快板書一類的小節目得到了排演，同時，還獲得參與團裏劇本創作和討論的機會。幾年後，斯奇的第一個大型京劇文學本——以紅軍長征時期遵義會議為背景的《婁山關》脫稿了，接著，又到赤水天然氣化工廠生活了一段時間，創作了反映現代工人生活的京劇文學本《赤水情》。
是立身於舞台還是從事戲劇文學創作？當斯奇徘徊於舞台表演與戲劇文學的人生道路岔口的重要時期，一句童言，成為斯奇改變命運的重要選擇。
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剛結束不久，貴州省京劇團在貴陽市人民劇場演出《霸王別姬》，斯奇在劇中扮演鍾離昧，那天，斯奇帶著才滿5歲的兒子竹安到劇場樂池觀看演出，在演出間歇中，斯奇下到樂池來到兒子身邊時，兒子帶著一臉的稚氣用手指著舞台問：“爸爸，你怎麼不像媽媽那樣站在舞台中間演，怎麼老是站在台的兩邊呢？”原來，小竹安所說的站在舞台中間的媽媽周百穗是貴州省京劇團主演之一，為我的學妹，在劇中飾演主角虞姬。小竹安話音一落，這句無忌的童言卻如利劍一般直插斯奇的自尊心，也就在那一瞬間，斯奇心中便暗自決定：改行，一定要改行，決不能讓自己隻能站在舞台的兩邊成為兒子永遠的記憶。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斯奇根據電影舞劇《小刀會》改編的京劇《小刀會》投入了排練，在貴陽市河濱劇場連續公演了一個多月，接著，以傳統劇目《天雨花》為素材重寫的京劇《左維明智斷無頭案》又推上了舞台。
是命運呼？還是功到自然成？1979年文化大革命剛結束，貴州省文化廳成立創作室，一紙調令，斯奇便離開了為之奉獻了21載青春年華的戲劇舞台，成為貴州省文化廳創作室的一名工作人員。
新的環境，新的角色，新的要求，迫使斯奇必須加強學習。
1981年，斯奇收到上海戲劇學院戲劇理論專業招生的通知，便立即報名參加。在成都進考場之前，與原貴州省京劇團改行調到四川的同事吳國建相遇，聊天中，吳國建說：
“戲都沒人看了，你還報考上海戲劇學院幹什麼？”
“正因為戲沒人看了，我才想去上海讀書，因為我想弄清楚戲為什麼沒人看。”斯奇很平靜地回答道。
這一問一答，顯然是朋友之間的坦誠交流，但從另外一種角度則透露出對話雙方不同的人生追求。
離蜀返築不久，斯奇收到了上海戲劇學院發出的錄取通知書。
進上海戲劇學院讀書，是斯奇藝術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經曆，是在上海戲劇學院的那段學習，奠定了斯奇之後做學問的堅實基礎。
我記得斯奇給我講過他剛進上海戲劇學院時，在課堂上，袁化甘老師在講課中告誡同學們要真正認識和理解圖書館的功用，袁老師說：“你們將來從上海戲劇學院畢業後，能學會怎樣進圖書館，就說明沒有白進上海戲劇學院。”
也就是從那時起，“學會怎樣進圖書館”這句深刻含義的教誨，就幾乎成了斯奇學習的座右銘。
在上海戲劇學院老師的指導下，斯奇的畢業論文、也是他平生的第一篇論文完成了，題目是《從談民族題材的曆史劇創作》，之後，斯奇的這篇畢業論文發表在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編輯出版的《戲曲研究》第11輯，並被排在頭條的位置。
1983年，斯奇結束了在上海戲劇學院的學習，回到廳創作室後，先後創作、改編了大型戲曲劇本《蹉跎歲月》（貴州省黔劇團演出）、《碧血恨》（貴州省京劇團演出）、《大渡魂》、《古侗傳奇》（發表於《貴州劇作》）。
也就在那同時，斯奇的主要精力已經轉向了戲劇評論與理論研究的寫作。
就在斯奇把主要精力投向戲劇創作和戲劇理論時，1987年，一次來自文藝體製改革的信息，便成為斯奇改變個人的事業與人生走向的強大推動力。
1987年，在一次召開的貴州省文藝體製改革座談會上，傳達了文化部“關於加快和深化藝術表演團體體製改革意見的通知”，文件中提出的“雙軌製”的改革設想，引發了新一輪文藝體製改革的熱潮。作為一名長期關注貴州藝術表演團體現狀的理論工作者，斯奇的熱情被“允許在改革中犯錯誤，但不允許不改革”的號召點燃，並為“雙軌製”所具有的探索意義所鼓舞，所激動。
“所謂‘雙軌製’，即一部分藝術表演團體實行全民所有製形式，由政府文化主管部門主辦；一部分由全民所有製轉為集體、個體所有製，也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民營企業。
在那次浩浩蕩蕩的改革大潮中，作為當時貴州省文化廳改革試點的重點單位之一，我與三位誌同道合的同事以貸款10萬元的方式組建了貴州省第一個以自籌資金、自負盈虧、自主經營為經營管理模式的民營藝術表演團體——貴州省輕音樂團。
1988年的10萬元，對於當時月工資隻有200元出頭的我來說，大約相當於我當時月工資40年的總和，雖然麵對的是這樣一個無法想象的天文數字，但當時的我們對未來卻充滿了信心。” [3]
1988年1月，貴州省文化廳（1988）文藝字第[01]號文件批準了由以劉斯奇任團長並組建貴州輕音樂一團（後更名為貴州省輕音樂團）的方案。經過兩個多月緊張、有序的前期籌備，1988年4月14日，貴州省輕音樂團的首場演出，在貴陽市中華北路原市政協禮堂拉開了帷幕。
1988年5月14日，也就是貴州省輕音樂團建團公演“滿月”的那天，《貴陽晚報》上刊登了《貴陽晚報》記者穆倍賢的文章：《拓出一條生路來》，文章從一個側麵把貴州省輕音樂團當時的現狀與處境以紀實性的文字留給了曆史，也留給了後來人。
在之後兩年多的日時裏，在文藝改革的大潮中，斯奇帶領的貴州省輕音樂團以實幹所取得的成績，成了新聞媒體追蹤的熱點，成為政治家們關懷的對象。
“從1988年4月14日到1990年5月5日這兩年零二十一天的時間裏，貴州省輕音樂團的足跡遍及了上海、天津及貴州、湖南、浙江、江蘇、山東、遼寧、河北、新疆、四川、廣西、海南、廣東所屬的65個市，84個縣，58個鄉鎮，38個廠礦，3個部隊，2所學校，演出561場，行程約4萬公裏，觀眾達20餘萬人次，票房收入（含場租）約60餘萬元，貴州日報、貴陽晚報、上海文化藝術報等省內外13家報紙、刊物、電視台發表了評論文章和演出實況報道，得到了湖南等省市演出管理部門的好評。
……在1989年那極特殊的動蕩年代，我們從2月到12月之間從未間斷過演出，創造了一次巡回10個月，演出262場的記錄。”[4]
正當斯奇及所帶團隊躊躇滿誌的時候，1989年夏天的政治風波很快地殃及到全國的演出市場。鑒於時局的特殊性，貴州省輕音樂團原已簽訂的多項演出合同被取消，在一些地方，演出受到了嚴格的限製。1990年5月5日，貴州省輕音樂團在廣州完成了最後一場演出後，斯奇帶團回到貴陽。
“在那特殊的曆史時刻，出於大局的需要，文藝體製改革的推進減速了，社會辦團也因此失去了時髦的光環而成為了一種政治累贅，我們的改革彙報因排不上領導的日程而無人聽取，我是一個共產黨員，但我所在的創作室黨小組也不再收取我的黨費……
我知道，我該承受命運對我的磨難。
1990年9月5日，貴州省文化廳簽發了‘關於貴州省輕音樂團終止試點的決定’（1990）文藝字第[07]號文件，貴州省輕音樂團的短暫曆史以此終結。之後，我們用演出的收入，用我們的工資，用器材的折舊，還清了貸款。再之後，我作為一種資源，被閑置了一年。”[5]
斯奇當年的這個結局，是我所沒有想到的。我無法想象，在那被閑置的一年裏，斯奇是怎麼度過的。我更無法想象，當初在改革中敢於弄潮的那顆心，被閑置、被遺忘時會有多麼的無奈與憋屈，會否流下那傷痛的眼淚……但我知道，這一結局卻導致影響了斯奇在步入中年之後，對人生的深沉思考和事業的再次轉折。
厄運更能磨練人的意誌。
就在斯奇在被閑置的那一年裏，他從另一個側麵，從另一個角度又找到並得到了另一種新的收獲與慰藉。
“這一年，當是我事業與人生的第三次轉折。
在這一年的清閑中，我有足夠的時間進行反思，有足夠的空間調整心態。
偶然的機緣，使我捧起了聖賢的經典，我開始懂得一點‘修’與‘養’，懂得一點‘貪、嗔、癡’，懂得一點‘戒、定、慧’，也懂得了一點‘上善若水’，於是，心平了，氣和了，怨恨淡泊了，猜忌遠去了。地球不是圓的麼？黃河不是經過九道彎才流入大海的麼？東邊不通走西邊，西邊堵了轉南邊，如果四麵都無路可走，從地下擠一擠也可向天邊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