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會議公報來看，在目前階段的中國，保增長與調結構在相當程度上會發生衝突。可以肯定的是，調結構目前已經全麵為保增長讓位，並將日益“虛化”。在“保增長”變成“保增長壓倒一切”時，很多仍需推進的改革和政策調整會因此放緩，甚至出現倒退，並在今後製造更大的改革成本。
期待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刺激消費的人們，可能將再次失望了。此前政府提出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擴大最終消費需求”，方向無疑是正確的。但從目前已出台和將要推出的政策來看，刺激消費的政策支持仍將是“雷聲大、雨點小”。
現在政策麵的主流看法認為，目前最重要的經濟任務是“保增長”，而保增長就是要保GDP增速。加大基建投資、為企業投資減稅等措施因此會立竿見影，但提升消費的措施則不會。這涉及長期和短期的權衡取舍的問題。沒錯，政府和國企投資對經濟刺激的確會有短期效果，但很可能是以犧牲中長期的經濟發展為代價來追求兩三年內的短期“快感”——在外需不斷萎縮的情況下，一旦政府和國企的當期投資在幾年後轉變為生產能力，並相應缺少內外消費能力的支撐，中國可能將陷入產能過剩的狀況，調整需要時間，而這實際上是政府人為創造了一個經濟周期。這種傳導鏈條正是在1997~2002年的上一輪經濟緊縮期中所發生的情況。
從根本上說，投資抑或消費涉及經濟發展的終極目標究竟是什麼的問題。經濟增長難道就是為了不斷修建那些本已過剩的港口、機場和那些無人跑的高速公路，抑或是建造豆腐渣工程？還是為了讓13億民眾多吃一些、多穿一些、多消費一些？權力不是目的，生產不是目的，國家也不是目的；人民，每一個人的自由、自主和幸福，才是生產的目的，國家的目的，領導人行使權力的目的。
曆史發展都是有路徑依賴的，令人有些擔心的是，在現有經濟激勵環境無法改變的情況下，市場不應對政府刺激消費的力度寄予過多期望。中國政府目前實行凱恩斯主義積極財政的出發點是，現在先將數萬億花出去，無論如何要將經濟大幅下滑的趨勢給頂住，不能形成一個負反饋係統。然後等到國際金融緊縮過去，外需再次旺盛，那時就天下太平了。所以說，現在這些手法都是救急。長遠來說，政府仍沒有開放壟斷行業的考慮，而更多的是從補貼國有企業刺激產出的角度提振經濟。國有部門在經濟危機中放聲大笑，民營部門卻已經被逼到了“死角”。而民企被邊緣化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將給就業市場帶來衝擊。在目前國內缺少完善的社保體係的時候，政府“維穩”的工作顯然要麵臨巨大的挑戰。顯然，如果政府資源過度傾斜到國有部門，也許在這場對抗經濟危機的戰鬥中，並沒有一個真正的勝利者。(摘自《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