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績，也稱考課，考核，課績和考察，是對在職官吏政績狀況進行評價，確定等級和去留。確實，考績走過遙遠的路途之後，形成了意味深長的情勢，一麵是高層千方百計堵塞漏洞，另一麵則是在具體的操作中日益流於形式，嚴重程序化。
查閱史書，官吏考核的製度和方法在我國源遠流長。《尚書》中有“三載考績，三年黜陟幽明”的說法，盡管此說未必真正實行過，但後來各朝大都采取了3年考績的辦法。考核的標準和內容，從先秦到清，曆朝曆代雖有很大差別，但大多包含對官吏自身的要求，對農業生產、戶口情況、財政收入、社會治安以及能否發現人才等方麵的內容。對官吏自身的考核，從先秦開始，就以德、能、功來要求官吏。荀子提出“德以敘位，能以授官。”唐代的“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就是把官員自身的道德修養放在首位。至於勸課農桑，戶口增加，獄訟無冤，推薦人才等等，則是考核官吏具體的業務能力。
對官吏考核的方法有定期、不定期，逐級考核和專項考核等多種。從漢代至唐宋，大抵一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明朝規定，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當然，不定期考核、逐級考核、單項考核也很流行。漢代實行逐級考核，皇帝考核丞相，三公；尚書考核列卿，禦史中丞考核刺史、丞相和三公；刺史考核郡太守，郡太守考核縣令、縣長，縣令考核鄉三老、嗇夫。采用多種方法考核以後，就可以定出等級來。漢代考核的結果，最好的稱最，差的稱殿。唐代官吏考核分為三等九級，即上、中、下三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個級別。明朝分為稱職、平常和不稱職三種等級。在三年內，兩次考核稱職，一次平常的，按稱職算，兩次稱職，一次不稱職，按稱職算；一次稱職，一次平常，一次不稱職，按平常算；兩次不稱職，或兩次平常，一次稱職或一次不稱職的，按不稱職計算等級。
官吏考核方式方法雖然不一定很完滿，但能作為一種製度延續下來，自有可取之處，對官員的管理肯定發揮了積極作用。凡事都有吊詭之時，實行既久的官吏考核也是如此。到了唐代中後期，監督、製約機製的不完善，官僚體製的各種弊端表現得較以前突出，考績在很大程度上逐漸流於形式，將被考核的官員一律定為“中上考”的情形越來越多。《唐會要》“考功郎中”條，記德宗貞元六年(790年)正月事說：“自至德以來，考績之司，事多失實。常參官及諸州刺史，未嚐分其善惡，悉以中上考褒之。”某些人因身份地位不同，基本是未考核已定級。負責地方軍政、民政、行政重務的官員，其課績基本都定在上考範圍之內，所謂的“考”，實際是花費人力、物力，把形式認認真真演誦一遍，然後堂而皇之地在上考中再區分為上中下三等。
每個皇朝都出台了不少有關考察的命令，也屢次強調要認真執行，結果卻往往不得力，常常成為徒有其名的具文。南宋高宗時，樞密院編修鄭剛中說：“每當朝廷要施行一件事的時候，總是交代給監司去辦，監司交代給郡守，郡守再交代給縣令。各自將檔下達的手續辦理完畢，卻不再過問對於老百姓是否帶來了實惠。……結果，現在無論朝廷頒布任何良法美意，天下人都知道不過是虛設空文。這種欺罔誕謾之弊，至今不能革除，上下各級普遍如此，隻圖應付當前，到了檢查的時候，就拚湊些仿佛近似的材料，向上報告。”鄭氏雖未特指考績，卻把各級官吏對待考績乃至治事的方法揭得見底了。不獨如此，為了利益，結黨營私，不在少數。在宋代，即便是依照常規進行考課的地區、部門，也嚴重存在“考課不實”的問題。例如，地方虛報治事績效；隻寫勞績，不記拖欠等等。
到了清代，考績仍未擺脫走過場的尷尬局麵。《晚清官場規則研究》記述晚清的考核製度雲：“內閣漢侍讀僅2缺，另稱‘正副閣長’，例均保列一等。旗人侍讀14缺，必須兼誥敕者才能保為一等。翰林院自侍讀至檢討，必須在南書房、上書房入值，在清秘堂、國史館任提調以及辦院事、協辦院事者，可保列為一等。”同過往的朝代一樣，官員的特殊群體仍然享受特殊待遇。
從根本而言，虛應故事的弊端與體製相關，體製不變，監督機製不變，考績就難免淪入嚴重形式化，唐宗宋祖都如此。考核，本是一件不錯的事情，最終卻異化變味，首先在於高層與基層隔膜，在於某些人憑借特權謀取私利；另一些無勢無派的人就覺得不過爾爾，無論好壞自己都不是獲利者，上司指東即雲東，長官道西就稱西，久而久之，好事便陷入尷尬境地，不複有繁榮之態。
(摘自《文史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