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傻傻不同於其他80後作家的地方在於他不刻意追求城市時尚，也不刻意去追求那種“土得掉渣”的以雞飛狗跳也不放過的所謂“鄉村抒寫”風格（這種風格的散文寫作以劉亮程為代表，後來又有一大批追隨者將他的這種散文風格發揮到了無恥的極限，他們不是在玩弄辭藻，就是在粉飾中國農村當下的現實，那種田園式的生活對於他們來說似乎構成極大的誘惑性，其實農村殘酷的現實隻有親身體驗過的人才會真正明白），一切都隨意而自然，這種寫作我們可以稱之為“本色性”寫作，那就是不刻意追求某種前人既定的風格，而隻服從內心的需要。
正當那些解構與戲說曆史或者瘋狂地追逐時尚這樣的寫作方式被年輕的作家們所紛紛效仿時，李傻傻以他的“本色性”走進了中國當下的農村現實（書寫湘西農村生活的散文）與中學生情感教育的滯後與匱乏（長篇小說《紅X》），但他又絕不失其創作的純文學性與對想像力的挑戰（短篇小說），這些都是李傻傻作為一個本色作家所追求或者反對的東西，他的寫作並不輕鬆，就像著名作家馬原所說的那樣“他的文字充滿彈性，永遠帶著暗示意味”。他的“本色性”寫作所指向的並非是那種追求終極關懷之作，而是在表現人性與當下現實方麵達到真實的境界。
他的散文中那種南方農村氣息的詭秘與異樣為他創作基調注入了一種感傷的味道，他總是試圖在文字中找到能融合自己聲音的自然狀態，那就是極富生命力的農村生活的現實。兒時的玩伴小蘭（《這樣》）、被當作鬼的桐升麻子（《被當作鬼的人》）、一個喜愛無端出走的少年（《一個喜愛出走的朋友》）、多年在外打工的父親（《火光》）等這樣的一些平凡的人和事卻在那種觸及靈魂的書寫中為我們帶來了特殊的閱讀快感與神秘效果。偶爾，他也在他的散文中透露出一種單純的無聊感，《女人》、《蘇東亮退學一事》、《西安和流行病和青年》等都是對青春期的痛苦有著不屈的抗爭的現實。其實在這樣的一個商業化的社會中，從農村走出來的二十歲剛出頭的李傻傻麵對繁華而喧囂的都市，處於青春期的他有失落感是難免的。行諸筆端的那種詩一般的文字也或多或少的彌補與安慰了他在都市中乏味而惆悵的心情。
李傻傻總是在表達自我的時候對現實社會有著理性的思索，一些富有真情實感的細節不時地讓我們感到隱隱的疼痛，也不知這種疼痛來自我們自身的靈魂深處，還是來自李傻傻為我們營造的那種特殊的傷感的氛圍，更或是來自兩者的共鳴。《石磨》與《到樓台觀》都是作者對鄉村裏已被許多人遺忘的事物與古跡的懷念與追思。而《我最難忘的一雙女人的手》是李傻傻散文中比較特別的一篇，這種關於描寫戀情的作品，古今中外都有人寫過，其中不乏經典之作，但每個作家的作品都會因時代和國籍或者因不同讀者的閱讀興趣而有各自的局限性，李傻傻的這篇當然也不例外，但這相對他的寫作經曆來說，它沒有一些著名作家那樣的虛偽與圓滑、世故與投機，而是暗含著一種真誠地去愛的勇氣。李傻傻在他的散文書寫中所追求的自由並不是一種帶有青春期頹傷色調的自由，而是真正的人性的自由。
在李傻傻的短篇小說裏，他傾注了自己的才情與豐富的想像力，這顯示了他作為一個純文學作家所具有的敘事能力和創造性。我們在他的短篇小說中看到了一個優秀的作家所應具備的能力，他的戲劇化與迷人的行文方式消解了那些狂歡化的場景，從而避免了理性的破碎。不管是那種鬼魅的氛圍的營造，還是語言上的清新與流暢，都給我們帶來了極大的閱讀享受。《一個拍巴掌的男孩》、《蛇皮女人》這兩篇小說都具有魔幻現實主義的風格，尤其是對於一個生長在南方的作家來說，故事的荒誕性與詭異性貫穿了他整個寫作的過程。《雪地上的兔子》以多視角的敘述形式表現了人的醜陋與人畜之間愛的匱乏。李傻傻小說中的隻言片語都可能給我們的閱讀帶來深深的傷感與疼痛，比如他的短篇小說中夢境一般的世界顯得既陰沉而暗淡，又不時地透出一種困惑甚至絕望的情調，這是他在短篇小說藝術上進行不懈的思考與探索的結果。
可是在李傻傻的長篇小說《紅X》中，雖然主人公沈生鐵作為一個具有邊緣情結的少年有著無奈的表現與精神困境，而他最終還是從噩夢中清醒了過來，走向了新的現實。這與他在其短篇小說與部分散文中所呈現的那種絕望與暗淡還是有相當大的反差的，這或許就是一個作家在以不同的方式去探討人性自由的秘密。李傻傻在他的長篇小說的寫作中充滿了懷疑精神，即對當下的現實產生諸多的質疑，當然也包括被許多人所竭力恪守的遊戲規則，這一切在李傻傻眼中都需要重新審視，所以他將敘事的觸角伸向了自己更為了解一些的社會現實。人的精神危機不僅僅隻會出現在成人世界裏，處於青春期的少年們可能有著更多的苦惱與困惑，它們長期的被壓抑，然而得不到解決，這些精神危機同樣也會讓少年們承受過重的心理與生理重擔，李傻傻恰到好處地為我們指出了這些長期為成人所忽視的現實危機，這一切都與他的“本色性”寫作形成精神意義上的承接與關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