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月17日，張高峰從河南省葉縣向《大公報》重慶館寄出一篇題為《饑餓的河南》的長篇通訊（6000字）。《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看到這篇通訊後深感事關重大，改題為《豫災實錄》發表於2月1日的《大公報》重慶版上，通訊的內容隻字未動。
通訊中寫道：“記者首先告訴讀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上萬的人正以樹皮（樹葉吃光了）與野草維持那可憐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榮再沒有人提起，‘哀鴻遍野’不過是吃飽穿暖了的人們形容豫災的淒楚字眼……”報道詳盡記述了河南水、旱、蝗、風、雹等天災，也揭露了當局向災民征兵、征糧等人禍，驚歎災民的悲慘生活，質問當局為何不救災！
王芸生讀後氣憤異常，他對比重慶紙醉金迷的現狀，提筆寫了一篇的社評，標題隻有振聾發聵的六個字：“看重慶念中原。”
這篇社評發表的當天晚上，新聞檢查所派員送來了國民黨當局限令《大公報》停刊三天的決定，以示“懲戒”。《大公報》遵令於2月3、4、5日停刊了三天，造成了西南大後方轟動一時的“《大公報》停刊事件”。《大公報》停刊三天後，發行數由6萬份增至10萬份。發行數的增長，無疑是讀者對停刊處罰的回擊。
1947年，金元劵大貶值，民不聊生，工薪階層苦不堪言。武漢《大剛報》曾在頭版頭條刊出大字標題：
公教人員不是東西（主）
是東西也應當漲價！（副）
標題以詼諧幽默的口氣，為廣大公教人員的生存發出了一聲呐喊。
1947年5月8日，《文彙報》把國民黨政府查禁《竊國大盜袁世凱》一書和四川省府務會議決定購買《偉大的蔣主席》一書分配給機關公務員這兩條出版消息合在一起編發，加了一條這樣的標題：
《袁世凱》要查禁
《蔣主席》必須讀
從字麵上查（當時國民黨的新聞檢查很嚴），查不出什麼傾向來，但加上這兩行標題，互相映襯，讀者一看就明白了，這就叫“綿裏藏針”的鬥爭藝術。
解放戰爭時期，湖南、湖北一帶的國民黨報紙常刊登賀龍已被活捉槍斃的消息。一次，某日報紙又受命刊登這一“新聞”。原標題為“匪首賀龍昨被活捉槍斃”。一位編輯實在無奈，便在編排時有意在“被”字的前麵加了個“又”字，出報時，變成“匪首賀龍昨又被活捉槍斃”。僅僅一個“又”字，使謠言不攻自破。
國民黨統治區有一家報紙，對蔣介石頻繁打內戰深為不滿，於是刊登了一篇文章，標題為：戰而時習之，不亦樂乎？
這個標題是套用《論語》開頭的第一句話：“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文章發表後，該報在一周內竟然被停刊兩次。另一家報紙對此憤憤不平，特意發消息以聲援同行，並加上這樣的標題：
報而時停之，不亦樂乎！
對此絕妙標題，老百姓讀之，不亦樂乎！
1948年，美國駐中國特使馬歇爾奉命回國，被派到南京接替馬歇爾職務的是華萊士。當時南京某大報紙以《馬歇爾歇馬 華萊士來華》作標題報道了這條新聞。
此標題運用“回文”手法，正讀反讀都一樣，巧妙至極，至今為報界稱道。
在標題製作方麵最有成就的當屬老報人張友鸞。張友鸞生於1904年，安徽安慶人，曆任北平《世界日報》、上海《立報》、南京《民生報》、《新民報》，《南京人報》總編輯。1953年調人民文學出版社任古典文學編輯。同時代人把他稱為“最有風趣的報人”。時人評價，張友鸞“熟知民國史事及掌故軼聞，夜間編務之暇，一煙在手，濡筆為文”，“情韻連綿”，“妙語如珠”。他記事懷人，文章雖小，卻“令人忍俊不禁，於笑聲中每有所得”。
張友鸞在近30年的報界從業經曆中，設計標題曆來是以用心、精致著稱。即使一則普通氣象新聞，他所取標題也別有趣味。一次，南京連日陰雨，張友鸞聽完氣象預報，提筆寫出新聞標題：“瀟瀟雨，猶未歇，說不定，落一月。”令許多人過目難忘。
《新民報》抗戰期間刊發了一則諷刺國民黨官員生活腐化的新聞，張友鸞擬標題為“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因其構思奇巧，語意生動，一針見血，以至於轟動了整個山城，迄今仍使人記憶猶新。
在《新民報》任總編輯時，張友鸞對社會新聞、大小消息都十分在意。“九一八”事變後，群眾要求政府抗日，他擬標題為“國府門前鍾聲鳴，聲聲請出兵”。政府為士兵募集冬衣，他題為“西風緊，戰袍單，征人身上寒”。而報道貧富差距，他又取標題叫“難民不能求一飽，銀耳參茸大暢銷”。
1943年，張友鸞在成都《新民報》主編社會新聞，當時成都各大、中學校畢業生大都找不到工作，“畢業即失業”。青年學子們深感出路問題嚴重，怨聲載道。《新民報》社會新聞版“學府風光”一欄登載了四川大學通訊員寫的一則消息，說該校廁所管道堵塞，不能使用。張友鸞當即揮筆製作了耐人尋味的標題：
川大出路成問題
一語雙關，警策動人，犀利無比，大為讀者稱讚。川大校長係國民黨省黨部主任黃季陸，閱報大怒，但又無法發作，隻能悻悻作罷。
蔣介石開近代學曆造假之先河
時下假貨橫行，文憑更是如此。尤其是一些來自海外的洋文憑，由於信息不對稱，令人難辨其假，在中國大行其道，如“克萊登大學”那樣欺世盜名者不在少數。就是再出一萬個方舟子，恐怕也打不過來。出洋留學去獲得文憑，是近代才開始的事情，在中國不過是一百多年的曆史。那麼，誰是近代中國學曆造假第一人呢？這個問題比較複雜，因為造假曆來隱秘，隻有被公開揭露方能為我們所知。
有據可查的近代中國學曆造假第一人不是別人，就是曾叱吒風雲不可一世的蔣介石。
最早公開揭露蔣介石假文憑的是李宗仁。由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的《李宗仁回憶錄》第670至571頁中，有這麼一段李宗仁的回憶：“蔣先生原名誌清，弱冠時曾考入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因不守堂規而被開除。後往日本進陸軍振武學校，接受軍士教育程度的訓練。回國後，卻說他是日本士官第六期畢業生。此次到了北京，乃派曾一度任其副官長的陳銘閣（河南人）到米市胡同南兵馬司和士官學生同學總會負責人劉宗紀（士官第六期，曾充孫傳芳的參謀長）接洽，並捐五萬元，作為同學會經費。那時有些人，像四期的蔣作賓、雷壽榮，六期的楊文凱、盧香亭等，就向劉宗紀質問，哪裏出來這個叱吒風雲的大同學呢？劉說，捐巨款還不好嗎，何必深究呢？”
李宗仁是蔣介石的政治宿敵，他的這段話是否可信呢？對民國曆史研究頗深的李敖先生在其《蔣介石評傳》一書中，對蔣介石的假文憑做了令人信服的考證，從而佐證了李宗仁說法的正確。
李敖在《蔣介石評傳》中說，蔣介石與陸軍速成學堂的六十二名學生，一起於1908年的春天，到東北的陸軍部集合，自大連乘輪船赴神戶，然後轉往東京，進入振武學校。振武學校是什麼樣的學校呢？話說自庚子義和團大亂後，中國統治者腦袋開了點竅，樂見留學了。從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到了三十三年（1907），幾年之間，中國留日學生數目就冒出了一萬多。這種數目，後來一直增加，但增加歸增加，素質卻大有問題，因為跟不上日本的正式學校課程。於是，專為中國人設立的補習班式學校，便益形必要。這種學校很多，在法政方麵，有法政大學；在普通補習與師範方麵，有宏文學院；在陸軍方麵，有成城學校、振武學校。
在振武學校之前，中國留學生學陸軍的，都先入成城學校。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成城停收中國學生，改由振武學校接手。振武學校成立於這年七月，地點在東京牛區河田町（現在是東京女子醫科大學所在）。受訓期為三年，畢業後分發日本國內各聯隊實習。所以，這個學校並非如黎東方等人所說，是日本士官的預備學校，而是幫助中國學生學軍事的預校，與士官根本無關。蔣介石在振武學校，時間是1907（光緒三十三年）到1909年（宣統元年），所受教育，還不到三年。
根據1904年（光緒三十年）陰曆四月的練兵處《陸軍學生分班遊學章程》當時所選學生要“年在十八歲以上，二十二歲以下者”，蔣介石進振武學校已二十一歲，年紀不算小了。據振武學校編《振武學校沿革誌》，改三年製後，上課總時數如下：對照起振武學校創辦時期的《課程概要》（實藤惠秀著《中國人日本留學史》），三年製的課程，日本語文方麵多了一千二百一十二小時，比起沒改成三年製以前，改了半天，重點不外是加強日本語文訓練而已。綜合觀察起來，三年期間，除了軍事課程外，蔣介石所學的，遠在今天高中生的課目以下，甚至是初中生以下（課目中有算術，就是初中生的程度），足見他的教育程度，隻是相當於初高中程度而已。再說，蔣介石入校在1907年，按說已是三年製，但從欽定年表核算，他的修業年限，至為可疑，因為不足三年。據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說：“中國武備學生接受預備教育的期限，因學校、時期而有所不同。成城學校時代概為十六個月，而振武學校則有數次變更。創立之初為十五個月，1905年十月，改為十八個月，次年，再改為兩年，旋改為三年，直至該校廢止，未再有更動。”蔣介石似是“旋改為三年”時期的三年製，故雖說三年，實在成分不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