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文學四重奏》播出之前，拉尼茨基就被圈內又敬又怕地尊為文學教皇，其權威與成功源於他獨特的文評風格。其一，他強調文學評論必須要有明確的觀點與結論，“清晰就是批評家的禮貌”。最糟糕的評論莫過於模棱兩可、含糊其辭。他認為大多數批評家會中庸地來看待一部作品，說其有好有壞，有優點也有不足，這種看似客觀的文評模式究其根本，是因為批評家害怕犯錯，中立的寫法最多隻會錯一半，所以他們態度曖昧。而優秀的評論家勇於承擔風險，他們“總是會為了清晰而不惜簡化，把想要表達的觀點放在刀刃上，以極致的方式呈現出來”。他發現，“許多讀者都為此非常感激，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從我的評論中看出，我對一部新作到底是讚同還是反對。”對於他欣賞的書，拉尼茨基從來不吝讚美之辭。對於他反感的書，他也會毫不留情地直接表示“這是本糟糕透頂的書，趕快忘了它”，或是這本書“矯揉造作”“自以為是”“令人惡心”“傻話連篇”。他兩部最著名的文評集一本名為《全是差評》，一本叫作《全是讚美》，其愛憎分明的風格由此可見一斑。
其二，他主張使用通俗易懂、簡潔曉暢的語言。拉尼茨基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為德國報刊寫文評時，這一領域完全是職業批評家和大學教授的天下，學院派文風盛行，評論冗長晦澀，造作賣弄。他們都認為這是學術範兒，而拉尼茨基則斥之為偽學術。他不明白通篇都是外來詞和專業術語有何必要，大部分讀者完全不知所雲。所以與他共事的手下都深知主編的頭號禁忌：文章不得繁複，非不得已不準用外來詞。犯禁的稿件將一律被駁回，並被附贈他的名言一句：“聽到敲鍾聲了，但不知鍾在哪裏。”拉尼茨基自己也以身作則，任何時候案頭都備著一本外來語詞典，以便可隨時查到相應的德文翻譯。不是為了保持德語的“純潔性”，而是為了文章讓人更易理解。他到《法蘭克福彙報》後，文化版頓時讓讀者耳目一新，為文評界帶來一股清新之風，並扶持了一批優秀撰稿人，其中最知名的有彼得.馮.馬特、戈羅.曼等。他們的文章觀點犀利，論證清晰，語言簡潔明了，深受讀者歡迎。
其三，他強調寓教於樂，認為文學批評也可以具有娛樂性。托馬斯.曼在談到寫作目的時，說寫作就是為了“快樂”，這給拉尼茨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認為，讓人感到愉悅和幸福，這也是文學批評的目的。因此，他願意與最擅長娛樂的媒體——“電視”結盟，讓更多的觀眾或讀者感受到讀書與評書的樂趣。他將無聊與否作為判斷一本書好壞的重要標準。在一期《文學四重奏》節目中，一位嘉賓抗議說“無聊”怎麼能作為評判標準，拉尼茨基幽默地回答說：“為何不能？上帝就是因為無聊才創造出人類的。”他被譽為德國最風趣、反應最快的文評家。在電視節目中，他甚至會為了某個笑點而將內容簡單化。他當然明白娛樂化、通俗化和鮮明的觀點可能會帶來的問題或危險。他坦言，有人指責《文學四重奏》討論文學流於膚淺，過於簡化，這全是事實，也是電視文學節目不可避免的弊端。但是，批評者也不得不承認，從來沒有一檔文學節目會對文學書，尤其是高品位的文學書的銷售具有如此直接而巨大的影響。他認為，讓更多的讀者堅守或重返書籍與閱讀，而不是轉向其他更讓人被動的消費活動，是當今時代文學批評的首要任務。
在拉尼茨基的文評生涯中，讀者始終是占第一位的。無論是他評論的風格，還是編撰《法蘭克福詩選》，或是“經典”係列，抑或是主持《文學四重奏》，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讀者能更好地理解與接受德語文學，構建作者與讀者、藝術與社會之間的橋梁。他承接的是德國文評傳統的一支，海涅、馮塔納、凱爾、雅各布森和圖霍爾斯基都是這一派的典範。他們和他一樣，都為報紙寫作，主要是寫給大眾而非學術圈看的，這決定了他們文章明朗、簡潔和幽默的風格。
其四，正因為要對讀者負責，所以文評應該是獨立、公正的。隨著《法蘭克福詩選》的名聲日隆，有政治家也想附庸風雅，表達了欲為其寫稿的願望。拉尼茨基的答複是：“在德國應該有一塊地方是無需政治插手的。”在評書時，他的眼中隻有作品的質量，而不會顧及與作者的交情。他能來到德國並安頓下來，伯爾對他的幫助極大，他也非常欽佩和欣賞伯爾的為人，但這並不能改變他對伯爾70年代小說每況愈下的看法。他給伯爾小說《保護網下》寫的書評是這樣開頭的：“沒有什麼能動搖我對伯爾的敬仰，甚至是《保護網下》也不行。”伯爾看後震怒，數年不與他來往。直至1983年他們一次偶遇時，伯爾徑直朝他走去問道：“我們還要握手嗎？”他答曰：“當然。”但伯爾遲遲沒有行動，他心想糟糕，要出大醜聞了，不料伯爾卻湊到他耳邊輕輕罵了句：“混蛋。”然後大笑著擁抱他說，“現在扯平了。”不過並非所有作家最終都能像伯爾一樣釋懷，拉尼茨基的差評素來毫不留情，往往使原本與他交好的作家翻臉絕交，另外一些作家則會從此對他懷恨在心，甚至發展到人身攻擊。著名詩人布林克曼在一次公共場合與他討論時，忽然站起來破口大罵：“我根本不該和你討論，我該拿支衝鋒槍把你打成馬蜂窩。”漢特克則將他描繪成一隻狂吠的“領頭犬”，因為在難民營待過，所以“謀殺欲”格外強烈。女詩人萊裏西在書中幻想了他各種慘死的情景。當然在詛咒他的書中，最有名的當屬馬丁.瓦爾澤的《批評家之死》。拉尼茨基深知，“作家與批評家的關係僅僅取決於一件事，批評家是如何評價作家尤其是他最新的作品的。”差評愈多，樹敵愈多，但他從未因此而改變判斷。也正因為他不徇私情，才讓讀者格外信賴他書評的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