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五，文學批評應該體現和喚起對文學的熱愛。拉尼茨基在談到他成功最重要的前提時說，那是因為“我堅信，是文學使我感到存在。這可以從所有我對作家與書的點評中看出來。最終是對文學的熱愛，有時甚至是一種可怕的激情，是它讓批評家盡職盡責。有時，或許也正是因為這種愛，才讓別人可以忍受批評家，甚至偶爾還會對他產生好感。沒有對文學的愛就沒有文學批評，這一點無論怎麼重複都不為過”。
拉尼茨基一生與文學為伍，痛苦絕望時，是文學一次次讓他重獲生的希望。他在柏林的中學歲月正值希特勒當權，是對托馬斯.曼的鍾愛讓他堅信，還有以曼為代表的另外一個人文德國存在。在華沙難民營，時刻麵對的都是納粹的暴力與殺戮，他和妻子卻靠每晚閱讀凱斯特納的詩歌堅定了活下去的勇氣。有一次他們差點被送往集中營，在去集合的路上，他一直用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傳說鼓勵妻子不要放棄，因為傳聞陀氏當時已上了絞刑架，並被蒙上雙眼，即將行刑之際，突然有飛騎來報沙皇發了特赦令。在逃出難民營後，他和妻子躲在華沙工人波雷克家中，因為家境窘迫，波雷克也有過數次動搖，不願再收留他們，但因為他喜愛聽故事，拉尼茨基就每晚給他家講不同的精彩文學故事，這樣才得以活到解放。這是現代版的《一千零一夜》，文學又一次挽救了他的性命。是文學給了他愛的啟蒙，他說，讀了《羅密歐與朱麗葉》，才知愛情原本與死亡相連。在葬禮上，他總會想起策蘭和霍夫曼斯塔的詩行。在波蘭被禁的日子裏，他覺得自己就是《審判》中約瑟夫.K的化身。所以，閱讀他的自傳《我的一生》，無異於閱讀一部德語20世紀尤其是戰後文學史，書中滿是他與不同作家與作品的交集，以及他對文學與文評的獨到感悟。
在1958年“四七社”聚會時，君特·格拉斯曾問他：“您究竟是什麼人？波蘭人、德國人，還是什麼別的？”他當時馬上答道：“我是半個波蘭人、半個德國人和一個完全的猶太人。”為自己這個看似風趣機靈的答複他很是得意了一陣，可後來卻發現全然不對，他從來就無法也永遠不會認同這三種身份中的任何一個。他唯一的真正的家園隻有文學，所以他說，托馬斯·曼的《托尼歐.克洛格》是所有以文學為家之人的《聖經》。沒有對德語文學至高的熱愛，他不會說服自己與妻子回到這個謀殺他家人的凶手的國度，即使對家人的負疚感從此伴他一生，即使對納粹野蠻行徑的恐懼總是如影隨形。他堅持每天都要刮兩次胡子，這是在華沙猶太難民營養成的習慣，因為納粹在篩選去集中營的猶太人時，胡子拉碴的總會首當其衝。戰後，德國反猶主義數次抬頭，先是法斯賓德的反猶劇《垃圾、城市與死亡》得以公演，再就是80年代，以諾特為首的曆史學家試圖為納粹罪行開脫，認為它與上世紀其他民族之間的大屠殺沒有任何區別，史稱“曆史學家之爭”。這一切讓拉尼茨基感到切膚之痛，但他仍然選擇留在德國，因為始終無法割舍下心愛的德語文學。1979年秋，他與天才的猶太小提琴家梅紐因在北京偶遇。一個是去演奏貝多芬與勃拉姆斯，另一個則是去做關於歌德與托馬斯.曼的報告。梅紐因感慨地說：“我們從一個國家旅行到另一個國家，就是為了演奏德國音樂與宣揚德國文學。這沒錯，挺好的。”之後兩人都陷入了沉默，不勝傷感。對於他們來說，藝術既是使命，也是宿命，更是唯一的歸屬。
他對文學的激情與熱愛、他明晰簡潔的風格、他的獨立性、他的勤奮與努力，加之他獨特的個人魅力，使他成為戰後德國公認的最偉大的文評家。他的過人之處不在於他非凡的文學品位，恰恰相反，對於一些極具藝術水準的“另類寫作”，例如漢特克、耶利內克或是胡伯特.費希特的作品，他認為簡直無法卒讀；但他若意識到看走了眼，也會真心認錯。例如，他對《鐵皮鼓》和《沒有個性的人》原本貶多於褒，後來明確表示是自己失之公允。他的坦誠和愛憎分明的風格使得其評論的作品無論是受讚或是遭罵，都會引起讀者閱讀的興趣。他始終將讀者放在首位，讓文學走入日常生活，消除了文評與大眾的隔閡。看學院派的文學評論，人們往往會欣賞其術語運用的嫻熟準確，但或許會很快就將其內容遺忘，而拉尼茨基的文評卻總讓人感到新鮮而充滿活力，你會清晰地記得他的觀點，因為對他而言，文評並非僅僅是理性的智力遊戲，而是在用愛向文學致敬，它應去觸及與感動人的心靈。
我們又何妨多一些這樣的文學批評。
（餘楊：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德語係教授，郵編：51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