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在人們傳播“他文化”的過程中，是選擇傳統的大眾媒體還是新興的網絡媒體，除了受到媒介特性、受眾的媒介使用能力、受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影響外，性別也是一個主要的影響因素。在此次研究中，我們設置了問題“當您想了解某種自己不熟悉的地域文化時，您更傾向於相信來自大眾傳媒的信息還是網絡的信息”，分析後的數據顯示，有54.5%的受訪者選擇了互聯網，45.5%的受訪者選擇了大眾傳媒。我們設置零假設為獲取陌生信息渠道與性別這兩個變量不相關，備選假設為這兩個變量相關。通過將兩組變量進行交互分析，發現卡方檢驗係數Chi-Square值小於0.05，應否定零假設，即獲取陌生信息的渠道與性別有顯著相關性，分析結果是女性更傾向於通過大眾傳媒獲取自己不熟悉的地域文化信息，而男性則多數選擇互聯網來收集信息。
2、大眾傳媒對跨地域文化傳播的影響
圖2是調查對象認為與從未到過西北地區的人談起西北時出現的固定意象。如圖，“幹旱貧困”和“沙塵暴”兩項分別以85.9%和83.8%的高百分比成為人們印象中西北的標誌性符號。而真正作為西北文化標誌的“敦煌”、“絲綢之路”、“信天遊”則分別以65.7%，51.5%，26.3%的百分比位居第四、第六、第十位。除此之外，“草原”、“黃河流域文明”這些西北文化的符號，僅占構成西北印象的13.1%和12.1%，基本處於被忽略不計的情況。不可否認，西北地區確實存在幹旱貧困，沙塵暴頻發的現實情況，這屬於西北印象的一部分。但是這兩點成為整個西北印象的代表性因素，不能不說人們的認識存在著偏差。
在分析中，我們發現上文中出現的“有偏差”的西北意象的形成，同大眾傳媒的傳播作用密不可分。如圖3所示，在產生西北意象的五個選項中，受訪者認為西北意象的構成信息多是通過大眾傳媒獲得的。大眾傳媒的信息傳播作用在產生西北意象的五個因素中以67.7%的比例位居第一位。
上文分析所得結果，或與美國著名政論家李普曼在其所著《公眾輿論》一書中論及的擬態環境有關。李普曼認為，人們的 “主觀現實”是在他們對客觀現實的認識的基礎上形成的，而這種認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經過媒體搭建的“象征性現實”的中介。人們對西北的意象是人們腦海中的“主觀現實”，也是通過大眾傳媒這個中介提供的信息形成的“象征性現實”。
3、跨地域文化傳播中的族群認同
我國著名人類學家、民族學家林耀華先生在其《民族學通論》一書中指出，族群(ethnic group)專用於共處於同一社會體係(國家)中，以起源和文化認同為特征的群體，適用範圍主要在一國之內。基於這種觀點，來自不同地域的跨地域文化群體也可稱作族群。
在研究中我們設置了問題：“是否更容易對來自同一文化區域的人產生好感”，數據分析結果為：有超過一半的受訪者(60.6%)更容易對與自己來自同一文化區域的人產生好感，反映出不同的文化群體在文化傳播過程中確實存在著族群認同感；通過進一步的數據分析，我們發現這種跨地域文化群體的族群認同感與群體的居住地有明顯的相關性。
盡管共同的曆史淵源和相似的文化特質是族群認同的要素，但在實際生活中我們發現，族群間的這種認同感並非完全取決於這些因素。因為“隻要任何一方發現維持和建立民族界線於己方有利，哪怕輕微的口音基至細小的舉止都可能被用作族群標誌”。④也就是說在跨文化傳播過程中，是族群認同強化了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而並不是說文化因素真就有這麼大的差別。
三、結語
綜合型大學的學生群體是一個特殊的群體，既是民族間的融合，也是地域間的融合，更是不同文化之間的融合。由於來自不同的文化圈，多樣性成為綜合性大學文化群體的基本特征，而多樣性意味著差異，差異需要交往，交往才可以促進發展。文化衝突是過程，而文化融合則是最終的趨勢。從新聞傳播學的角度看，研究不同地域文化群體的交往以及跨地域文化傳播過程中大眾媒介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①http：//baike.baidu.com/view/625754.htm
②③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④周大鳴，《論族群與族群關係》[C].《廣西民族學院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2期
(作者：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2007級研究生)
責編：姚少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