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稅收的憲政體製啟迪
雖然英、美、法的憲政進程並不相同，稅收在憲製實現過程中發揮的作用也有差異，但各種形式的征稅鬥爭、稅收革命，無一例外的均將憲政推向深入。
（一）主權在民的憲政精神
稅收直接侵犯民眾財產，自奴隸社會以來便成為鬥爭對象，人民反抗苛捐雜稅不斷推動曆史發展。資產階級在爭取民主、自由的過程中，征稅鬥爭首先開啟了民權與王權的較量。《大憲章》強調，國王非經“大議會”的同意，不得向封建主征收額外的附加稅、臨時稅；國王必須遵守法律，如果國王違法，臣民有權強迫他尊重法律。君權無限的理念被動搖，體現了“主權在民”精神。稅權作為一種公共權力，是國家權力運行的重要方式，但人民才是國家權力的真正主人。在華盛頓看來，“政治製度的基礎是人民有製定和更改政府各項法規的權利。而人民的權利和權力就是人民主權”（張定河，1998）。而法國大革命從一開始就試圖進行社會結構變革的全盤革命，希望重新塑造民眾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秋風，2005）。《人權宣言》宣告：“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整個主權的本原主要是寄托於國民”。自由、公民均突破了原有狹隘理解，蘊含著“天賦人權”的深刻的憲政思維。
（二）代議體製的憲政設計
稅收乃代議製度之母。稅收占財政收入的比例越高，國王越需要通過各種途徑獲得人民的許可，便催生了代議體製的誕生。《大憲章》為議會的創立提供了第一個法律依據，而1295年的“模範議會”確立了向郡市征稅須同意的原則，而且固定出席議會的除大貴族、教士外，每郡有2名騎士代表，每個大城市有2名市民代表，真正具備了議會內容與代議特征，被認為是英國議會的產生標誌。1689年《權利法案》終於明確“凡未經議會同意，以國王權威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實施之僭越權力，為非法權力”。可見，議會通過稅收控製途徑建立起來的“議會中心主義”。在法國，三級會議雖然不斷趨於衰落，但後來證明其所代表的原則比君主製更有前途，為法國未來的代議製度提供了初始框架，從而成為現代民主憲政所建構的代議製度的又一淵源（楊心宇，2004）。與此同時，三級會議積極培育出了第三等級的憲政理念，使其在權利未能實現的情況下，倡導建立憲製。
（三）參政協商的憲政秩序
憲法政治的關鍵在於“參與”，而廣度、深度成為衡量民主的尺度。西方諸國以捍衛公民私有財產權，而掀起的抗擊被濫用的征稅權力的鬥爭，公民參與國家政治、決定自身命運的動力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北美殖民地爭取獨立，從反對《糖稅法》、《印花稅法》開始，稅收革命就顯露出整個北美人民的空前團結。在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中，十三個洲的各個階層所有不甘心被宗主國肆意侵犯、嚴厲控製的成員，一起參與到關乎自身稅收利益的反抗之中。而1791年，法國製憲會議通過第一部憲法，明確“所有公民都有權親身或有代表來確定稅賦的必要性，自由的加以認可，有權注意其用途，決定規定稅額、稅率、客體、征收方式和時期”。顯然，為避免釀成無限製剝削的惡果，國王與納稅人代表通過協商確定“侵犯”的合理邊界。征稅數額、種類、征收時限乃至稅金用途等，均需要進行討價還價的協商加以確定，最終達成共識，尋求體製上的平衡。圍繞征稅而產生的協商精神，不斷推動著立憲對多元利益進行相互妥協的秩序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