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說：“她像生命，人人可以占有；她像死神，要征服所有的人；她像永恒世界，將接納所有生靈。”
完美
兄弟，你問我：人，何時才能完美無缺？
請聽我回答：
當人漸臻完美之時，會感到自己是浩無邊垠的蒼穹，是橫無際涯的海洋，是盛燃不衰的烈火，是璀璨耀目的光焰，是間或狂作、間或靜默的風暴，是時而電閃雷鳴、時而大雨滂沱的烏雲，是歡歌笑吟或悲泣哀號的流水，是春來繁花似錦、秋至枝葉凋零的萬木，是聳入雲霄的山巒，是深邃低沉的峽穀，是有時把肥沃豐饒、有時荒蕪貧瘠的大地。
當人感到這一切之時，也便達到了通往完美之路的中途。要想達到完美境界，那麼他還應該在內省之時自感是依戀母親的孩童，是責及後嗣的長者，是彷徨於願望與愛情之間的青年，是奮戰過去、苦掙未來的壯年，是獨蹲禪房的隱士，是身陷囹圄的罪犯，是埋頭書稿的學者，是不辨晝夜的愚夫，是宿身於信仰鮮花與孤獨芒刺之間的修女，是掙紮在軟弱獠牙與饑饉利爪之間的娼妓，是飽嚐苦澀、逆來順受的窮漢，是利欲熏心、謙恭下士的富翁，是漫遊在晚霞煙霧和黎明之中的詩人。
當人經曆並且熟悉了這一切的時候，也便達到了完美境地，與上帝形影不離。
獨立與紅氈帽
不久前，我讀到一位文學家的遺篇文章，作者在文中譴責、抗議一艘法國輪船上的船長和船員。文學家乘船由敘利亞去埃及，船上人強迫或試圖迫使他坐在餐桌旁時摘下紅氈帽。我們都知道，進屋脫帽是西方人的慣例。
這種譴責使我驚愕。因為這向我表明：東方人死抱其生活的特殊象征。
那位敘利亞人的勇氣使我欽佩，簡直就像一次我欽佩一位印度王子。我記得，當時我在意大利的米蘭，邀請那位印度王子出席一場歌劇晚會。王子對我說：“假若你約我去參觀但丁的地獄，我會高高興興地與你同往。可是，我卻不能坐在一個禁止我纏著頭巾和抽卷煙的地方。”
是的，使我感到吃驚的是東方人抱著自己的某些東西不放，哪怕是他的民族習慣的陰影。
但是，我的這種驚奇不會，也不可能抹掉其後麵的堅持東方個性、東方風格和東方妄言的粗糙而穩固的事實。
假若那位在一條歐洲船上摘下紅氈帽都感到為難的文學家想到那頂尊貴的紅氈帽是歐洲某個工廠製造的話，那麼，對於他來說，在任何一條歐洲船上的任何部位摘掉它，也就十分便當了。
假若我們這位文學家考慮到個人的獨立是小事，而技術獨立和工業獨立是兩件大事的話，那麼，他會不聲不響，順順當當地摘下自己頭上的紅氈帽。
假若我們這位朋友想到一個靈魂和精神被奴役的民族是不能以其衣著和習慣而成為自由民族的話……
假若想到那些，他也就不會寫文章表示抗議了。
假若我們的文學家想到自己的敘利亞先輩曾乘敘利亞船、穿著敘利亞人紡織並縫紉的衣服去埃及的話，我們這位自由英雄也就會非本國織造衣物不穿、非本國船長和船員駕駛的船不坐了。
我們這位勇敢的文學家反對這種結局是正確的，但未弄明其根本原因，僅僅看到了表麵現象，沒有抓住問題實質。這就是東方人最大難題。雖然他們常舉出西方人慣於留意區區小事的例子而自鳴得意，然而他們拒絕成為不抓小事的東方人。
我要對我們這位文學家說，我要對所有戴紅氈帽的人說：“你們為什麼不親自動手縫製自己戴的紅氈帽，然後再決定在船上，或山頂上，或山穀裏，如何擺置你們的紅氈帽呢！”
將紅氈帽摘下，還是戴在頭上，蒼天知道這句話並沒有寫在紅氈帽上，也沒有寫在屋頂或天河上。但是，蒼天卻知道它被書寫在比每頂紅氈帽更遙遠的東西上，寫在了每個人的頭頂上，寫在了每具顫抖的屍體上。
致大地
大地啊，你多麼壯美，多麼華貴！
你對光明俯首帖耳，你對太陽恭順敬佩！
披上陰影時，你的風姿何其溫文爾雅；戴起麵紗時，你的容顏何其清秀嫵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