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1935年1月出生在日本四國愛媛縣喜多郡大瀨村。1941年入大瀨國民學校，1947年升入大瀨中學。1950年離開家鄉考入愛媛縣立內子高中，第二年又轉入鬆山東高中。1954年來到東京，進入東京大學文科二類；1956年正式成為法文係學生。他從農村到地方城市，再從地方城市到首都東京，這是在日本現代化過程中許多知識青年所走的共同道路。
在東大法文係讀書期間，他深受著名教授、法國文學研究專家渡邊一夫的影響，熱心閱讀法國存在主義作家薩特的作品。與此同時，他著手從事文學創作。起初寫有《獸聲》等劇本，其後有短篇小說《奇妙的工作》和《死者的奢華》先後問世。前者發表在《東京大學新聞》（1957）上，被荒正人推薦為“五月節獎”作品，平野謙則在《每日新聞》文藝評論欄中著文，稱之為“具有現代意義的藝術作品”。小說寫三個學生勤工儉學到醫院去殺狗，結果由於投機肉販子從中搗鬼，終於一無所獲的故事。作者通過主人公“我”的心理活動，對當時青年學生的特質作了如下概括：“我們這些彼此相似、缺乏個性的日本學生被拴在了一起，完全喪失敵意，顯得有氣無力。我對政治不太感興趣。對我來說，那些熱衷於包括政治在內所有事情的舉動，不是過分年輕，就是過於老成。我今年20歲。對這個奇妙的年齡，我也覺得太累了。”這個有氣無力而又疲憊不堪的青年，殺了一天多狗所得的報酬隻是被狗咬的一個傷口，而且還有可能被警察傳去作證。這種“徒勞”乃是當時青年所陷入的陰暗環境的形象體現。後者於1957年刊載於《文學界》上，故事內容與前者相似，主人公“我”也是到醫院裏去勤工儉學，隻不過不是殺狗，而是搬運死屍，結果又由於管理人員的失職，差不多也是白幹了一場。
大江健三郎之所以反複描寫戰後日本青年這種“徒勞”意識，乃是由於他對社會現狀的不滿。在他看來，這個社會猶如一個封閉的實體，四周都是“牆壁”，而自上而下的強權統治和美國軍隊對日本的占領等則是構成“牆壁”的內涵。這種意向可以從他1958年發表的小說裏得到證實。在獲得第39屆芥川獎的短篇《飼育》裏，他寫的是戰爭期間一個美國黑人士兵因飛機墜毀而降落山村的故事。起初，村人們害怕他，仇視他，把他當成怪物；後來，則逐漸喜歡他，親近他，把他當成夥伴，尤其是村裏的孩子們更是如此。然而，好景不常，不久村裏便接到上級命令要把黑人送到縣裏去，於是一場悲劇發生了——黑人在抗拒中被殺死，主人公“我”也受了傷。這表明村人們和黑人的友誼隻能維持一段時間，一碰上“牆壁”就會被粉碎。在中篇《拔芽打仔》（講談社出版）裏，也表現了類似的思想。
如果說以上兩部作品是將自上而下的強權統治視為“牆壁”的話，那麼短篇《人羊》（刊載於《新潮》）則顯然是把美國軍隊對日本的占領當作“牆壁”的。這篇小說所寫的故事發生在一輛公共汽車上。由於主人公“我”偶然碰了一下一個跟著一群外國兵（當然是指美國兵）鬼混的女人，這夥外國兵便蠻不講理地懲罰“我”，強把“我”的褲子扒下來，讓“我”光著屁股站在車上示眾，然後又讓其他在車上的日本人也光著屁股罰站，連司機都未能幸免。
總之，在大江健三郎的初期創作（1957、1958）中，“徒勞—牆壁”意識居於主導地位，因為有“牆壁”意識，所以產生了“徒勞”意識，又因為有“徒勞”意識，所以加強了“牆壁”意識，二者互相作用。正如作者在短篇小說集《死者的奢華》（1958）一書《後記》裏所寫的那樣：“這些作品大體上是我在1957年後半年寫的，其基本主題是表現處於被監禁狀態和被封閉牆壁之中的生活方式。”
1959年3月，大江健三郎畢業於東大法文係。隨後，他踏上了專業作家的道路。在1959~1963年的創作中，“性”意識和“政治”意識占有中心的地位。
據說他之所以特別重視“性”，是因為受到美國作家諾曼·梅勒所說“留給20世紀後半葉文學冒險家的未開墾的處女地隻有性的領域了”的啟示和刺激，於是便接連不斷地寫起有關這個問題的作品來。在第一部長篇小說《我們的時代》（1959）裏，作者企圖通過主人公南靖男的性生活展示日本戰後閉塞的社會現狀，探求通向未來的道路，結果卻得出了悲觀的結論。雖然這部作品受到攻擊性的、否定性的批評，可是作者本人卻置之不顧，聲稱“我現在仍然深愛這部長篇小說，認為這隻能是我的小說”，並且表示“在動手寫這部小說之前，我可以說是牧歌式的少年們的作家，但從這部小說起，我卻希望成為反牧歌式的表現現實生活的作家。另外，通過這部小說我還明確地決定了以‘性’作為自己最主要的方法”（《〈我們的時代〉和我自己》）。發表於1963年的中篇《性的人》（刊載於《新潮》）可以看作是《我們的時代》思想的繼續和發展。在這篇小說裏，作者進一步描繪了主人公J的種種同性、異性濫交行為，據說是為了證實人和人性都是真實、可靠的存在。這表明作者在這條路上走得更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