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政治”意識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對天皇製的態度。不言而喻，他對天皇製的態度不是一成不變的。在上小學時，他曾因每天早晨到奉安殿參拜天皇照片時不認真而被校長用巴掌或者拳頭痛打。這或許可以看出他那幼小的心靈中藏著某種反抗強權的種子。在日本戰敗時，當聽到天皇宣布投降的廣播後，他又曾暗下決心，要為天皇而死。這說明學校長期的思想教育已在他的身上發生了作用。不過，他對天皇製的態度主要還是在戰後才最終形成的。日本戰敗投降時他隻有10歲。當他世界觀形成的關鍵時期，所接受的是新憲法所宣布的民主主義思想，是社會上日益濃厚的民主主義空氣，而這些因素則促使他成為一個民主主義者。“所謂民主主義者，可能是我的人生理想吧。我打算盡可能地與地上和天上各種各樣的權威毫無關係地生活下去……在政治上反對天皇製，也是因為我希望成為民主主義者。”
《大江健三郎和＜吉爾普軍團＞》，采訪記——這可以說是他政治態度的宣言。
在體現他“政治”意識的小說中，1961年先後發表於《文學界》的兩篇作品《十七歲》和《政治少年之死——〈十七歲〉第二部》占有重要地位。這兩篇作品都以1960年10月屬於日本右翼團體——大日本愛國黨的少年山口二矢刺殺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的政治事件為題材，尖銳揭露和嚴厲譴責政治暴徒的行為，因而受到日本右翼勢力的嚴重威脅，迫使《文學界》雜誌不得不登出謝罪廣告才算暫且了結，但《政治少年之死》仍長期不能收入其後出版的各種短篇集裏。
大江健三郎是個執著的人，隻要確定某種主張便不肯輕易更改，哪怕遇到什麼阻力也要堅持己見。當上述兩篇小說發生麻煩時，作者本人始終沒有退讓。非但如此，他還在此後發表的小說中繼續與天皇製對抗。從一定意義上說，當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後，日本政府決定授予他文化勳章，他當即表示拒絕的舉動，也是他的“政治”意識在起作用。
1963年是大江健三郎思想和創作的轉折點之一。在這一年，有兩件事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一是他的長子於6月出生，但這個孩子因頭蓋骨異常而瀕臨死亡狀態，經醫生搶救後勉強活命，成為殘疾嬰兒；二是他於8月前往廣島進行原子彈爆炸後果調查，深受刺激，頗有感觸。殘疾兒的出生是他個人的不幸，核武器的威脅是人類的不幸，而他則必須同時承受這兩種不幸。所以，他把這兩件事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了。
圍繞殘疾兒問題，他在1964年先後發表了短篇《空中怪物阿歸》和長篇《個人的體驗》。有趣的是，這兩部小說卻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個人的體驗》裏，當主人公聽說妻子生下一個殘疾兒時，起初他曾經想盡辦法逃避現實，不打算千方百計去救活嬰兒，而希望聽任嬰兒自然而然地死去；可是最後他終於通過長期痛苦的精神磨煉，猛醒過來，全力以赴拯救嬰兒生命，並且下定決心要和他共同滿懷希望地、堅韌不拔地活下去。但在《空中怪物阿歸》裏，主人公卻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態度，他沒有救活嬰兒，自己也自殺身亡。作者之所以會在同一年裏寫出兩部結局相反的作品，也許可以說在作者的頭腦中存在著兩種思想的矛盾和鬥爭；或者不如說當作者的精神處於正常狀態時，他便會像《個人的體驗》的主人公那樣最終采取拯救孩子、養活孩子的態度；當作者的精神處於不正常狀態時，他便會像《空中怪物阿歸》的主人公那樣采取放棄孩子的態度。
1964年以後，他又繼續寫了一係列小說和隨筆，表示自己養育殘疾兒的決心，諸如長篇小說《萬延元年的足球隊》（1967）、隨筆《核時代的想象力》（1970）和《衝繩核記》（1969~1970）、對話錄《遭受原子彈爆炸後的人類》（1971）和長篇小說《洪水湧上我的靈魂》（1973）等都涉及這個問題。除此之外，還應特別談到1983年由講談社出版的係列短篇小說集《新人啊，醒來吧》。這本書的各短篇篇名取自19世紀英國神秘主義詩人布萊克的詩句。作者有意把自己的個人問題，特別是自己與殘疾兒20年共命運的問題提到前麵，這可以從其中安排的環境和人物與作者周圍現實生活大體吻合得到證明。不過，《新人啊，醒來吧》仍與日本傳統的私小說有所不同。這就是說，作者並非單純地記述自己和殘疾兒，而是通過布萊克的詩句，通過殘疾兒的生活，討論在核威脅狀況下當今世界人類命運這個全局性的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