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對於日本現實社會是不滿意的，但又沒有發現能夠取而代之的實際楷模，於是便在自己的想象中描繪烏托邦——理想國的形象。早在1966年，他就在一篇題為《烏托邦的想象力》的文章裏，第一次提出了自己關於烏托邦的設想。其後，他經常不斷地在自己的小說、隨筆和談話裏提起這個話題，進一步具體細致地描述烏托邦的內容。如在對話錄《尋找烏托邦，尋找物語》（1984）裏，他說自己所謂的烏托邦存在於“森林和山穀”。不過他又加以解釋道，這個“森林和山穀”，“雖與實際存在的東西相似，但又似是而非”。可見他的烏托邦仍然不是實際存在的東西，隻存在於主觀想象之內。
《同時代的遊戲》（1979）可以說是他所寫的一部有代表性的烏托邦小說。這部長篇是經過作者周密設計和考慮之後寫成的，是他的重要創作成果之一。全書由6封信組成，這些信是主人公“我”寫給妹妹的。在信裏，“我”講述了培育自己的山村的創建故事和曆史，自己家族的發展曆史。其中有三個不同時間層次的事件交織在一起，共同在一個平麵上展開，即幾百年前山村的建立過程，昭和初年山村人和大日本帝國軍隊的50天戰爭，“我”所參加的現代反體製運動。在這6封信中，最令人感到興奮的恐怕是第4封信，即“武功赫赫的50天戰爭”了吧。這封信生動地描述了武裝精良的大日本帝國正規軍與普通村民百姓的鬥爭過程，刻畫了不屈不撓、敢於與強權作鬥爭的英雄形象。在這些英雄形象身上寄托了作者的希望和理想。在日本曆史上當然並不存在這樣一場戰爭，它完全是作者頭腦中的產物。作者希望通過這場戰爭表現自己的烏托邦理想。
1986年作者又出版了一部具有濃厚烏托邦色彩的長篇小說——《致令人懷念年代的信》。小說的基本內容是寫主人公“我”和“我”的友人——“義兄”的交往。“我”是作家，住在城市；“義兄”是“我”小學時代的老師，住在森林。“義兄”在森林裏創建了一個根據地（即公社），但後來由於一個突發事件而瓦解。這說明根據地雖是為人們所歡迎的，但畢竟是不能長久的，是理想化的和非現實的。
上文已經說過，大江健三郎心目中的烏托邦存在於“森林和山穀”。這表明他的“烏托邦”意識是和“森林”意識密切結合在一起的。在他的筆下，“森林”有時是具體的、實際的存在，但在更多的情況下則往往是抽象的、非實際的存在，是體現其想象世界以至神話世界的所在。他初期的不少作品，如《飼育》和《拔芽打仔》等的故事都是在森林和山穀展開的，其中的“森林”顯然具有象征意義。在稍後問世的長篇小說《遲到的青年》（1962）裏，有主人公“我”潛入森林的一段描寫：“我走進森林，猶如遊泳者走下遊泳池鐵梯子讓身體完全沒入水中一般，在森林中屏住呼吸慢慢下沉，覺得森林覆蓋了自己的頭部，好像遊泳者的頭部被水麵覆蓋了那樣。於是，夜幕降臨了。我站立不動，低垂下頭。我必須讓森林把自己同化，如同野獸、樹木、小草、腐蝕土中的菌類一樣，把自己的肉體和靈魂還原為森林的細胞。”
進入70年代以後，他的“森林”意識繼續以各種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如《洪水湧上我的靈魂》的主人公及其周圍的人物都對“核時代的森林隱遁者”懷有同感，並且最後不得不和核時代權力的代表者進行決戰。這表明作者的“森林”意識更進一步朝著批評時代的方向發展。又如《同時代的遊戲》將對抗帝國正規軍隊的普通村民的根據地設定在“森林”裏。這個“森林”顯然含有象征意義，它使村民更加充滿生機和活力。作者可能想要通過這種方式啟示讀者在當今時代應如何生活。此外，長篇小說《M／T與森林的奇異故事》（1986）和《致令人懷念年代的信》等也是“森林”意識的體現，而短篇小說集《傾聽雨樹的女人們》（1982）和最近新作長篇小說三部曲《燃燒起來的綠樹》等圍繞“樹木”展開故事的作品則可以視為“森林”意識的延續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