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心高誌遠的青年人，正在把讀書看得至高無上，從書籍中吸取各種營養，以投身到生存競爭和中華民族複興的建設之中。麵對遍地書香的今日，百感交織之情油然而生，不禁想起無書可讀的歲月，便寫此讀書的往事以抒心誌，並為今天中國經濟和文化的騰飛，加薪助燃……
記得，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北京隻有兩家書店：一家為新華書店，另一家為中華書局。可供閱讀的書籍品種稀少不說，知識分子因政治運動的牽連，還常常失去閱讀書籍的權利。
我於1960年被送入勞改隊後，在心靈上深深刻下了讀書之傷痛疤痕。當時，在監號裏的大炕上，躺著的“五毒”，盜竊犯代號“佛爺”，流氓犯們叫“氓爺”，舊社會的遺老遺少中的罪犯叫“大爺”，搶劫犯們叫“闖爺”——唯獨囹圄於其中的知識分子，沒有“爺”的綽號，被其他的“爺”們稱之為“吃屎分子”。但在那個特殊的地方，也隻有被冠以“吃屎分子”的知識分子，還留有偷偷地翻看一些書籍的嗜好。但是“文革”年代勞改隊中隻有《毛主席語錄》可讀，早請示晚彙報都要以這本紅色經典為綱，反複地對照自己，檢查自己的犯罪根源。
記得，我當時唯一的一個藍紙箱子裏，在破舊衣服之下的箱底，藏有四本書：一本是方誌敏烈士留下的《可愛的中國》，一本是高爾基的《母親》；第三本書是美國作家傑克·倫敦的小說《荒野的呼喚》，第四本書是雨果的《悲慘世界》。這四本書之所以能與一個囚徒為伍，是我借回家探親的機會，偷偷帶回勞改隊的。我之所以遴選了這幾本書，而不是其他書籍，是我當時的心緒使然。《可愛的中國》一書，是警示自己在屈辱的環境中，不能因個人恩怨，而在大節上失聰，這可是屈原精神在中國知識分子身上的遺傳；《母親》一書，則更有針對性了，我母親大半生的苦難遭遇，比高爾基書中的母親的肖像，有過之而無不及，因而把這本書帶到身邊，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能忘卻自己苦難重重的母親；那本薄薄的隻有幾萬字的《荒野的呼喚》，內藏我的生存法寶：小說描寫一條叫布克的馴良家狗，在淘金的阿拉斯加雪原上，飽受野狗們的欺淩和咬噬之後，逐漸失去了原有的馴良，激發出它的動物野性，不僅成為狗類家族中拉雪橇的“頭狗”，在嚴酷生活的磨礪中，後來居然成為了阿拉斯加狼群中的領袖。此書，可謂飽藏人生哲理，作為一個文弱書生，我要想在勞改隊中活下去，必須用其書的魂魄，激勵自己在逆境中的果敢。我從中得到的啟示是：在狼群中生活，必須要學會狼嗥，否則一個知識分子，會成為狼群吞噬的對象。至於長篇小說《悲慘世界》，則為了提示自己無論遭遇到多大的不幸，一切都可以失去，但不能失去小說主人公冉阿讓的善良；學會狼嗥是為了在惡劣的生存環境中自衛，而不是用其去扼殺善良，以防狼嗥失度，真的成為一匹兩條腿的“人狼”。
這雖然是我流放二十年期間的往事了，但今天梳理起這陳年往事來，仍然感受到這幾本書，是我當年的強大精神支撐。比如，在我感到對中國的“文革”無法理解，對中國前途心灰意冷的日子裏，我從《可愛的中國》中悟出，災難重重的中華民族，是高壓征服不了的；正好相反，這是物極必反的前兆——“文革”中的五更苦寒，預示著離天亮不會太遠了。當我在漫長的勞改生活中，產生絕望念頭、想自我了斷的時候，高爾基的《母親》，立刻讓我清醒，因為我還有一個受苦的母親，她在遙望著我的背影，期盼著我堅強地活下去。說不定在夢中她都在為我祈禱平安呢，我如果走了，老母親還能活下去嗎？至於傑克·倫敦那《荒野的呼喚》，很長時間內成了我的行為信條，連我自己都想不到，當勞改隊中的一個“佛爺”，欺辱我這個百無一用的書生時，我居然能夠文攻武衛，把那個綽號“何大拿”的竊賊，打得鼻青臉腫，對我再不敢無端挑釁。這是《荒野的呼喚》給予我自衛的力量。而雨果的《悲慘世界》，則製約著我這種野性的揮發，以防失度變形，悲憫人生是我生活的最高極致。
當然，在勞改隊中是不能隨便讀這些書的。特別是後兩部小說，是永遠也不能見天日的。記得，當時勞改隊各個監號滋生了吸人血的臭蟲，這種藏身於各個夾縫中的吸血蟲，在我那兩本小說上拉滿了臭蟲屎。即使這樣，也不敢拿出來清理一下。在全國山河一片紅的歲月，為了能滿足一下精神饑渴，偶然拿出前兩本書來翻看一下，也屬於犯規行為。記得有一個星期天，我正躺在大炕上翻看高爾基的《母親》，以了卻一點對母親的思念，一位姓翟的駝背隊長，走進來問我讀的是啥書，我已無將書壓在枕下收藏起來的可能，隻好一個鯉魚打挺從大炕上坐了起來：“報告隊長，我看的是高爾基的書。”同時，我把手中的《母親》遞給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