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年的年底，在一個會議上碰到了山西紀實文學作家趙瑜。他說了一件讓我勃然情動的事：“前兩年，我曾到晉東南一個勞改煤礦采訪。那兒曾有老煤黑子對我說：‘你知道嗎，我們勞改的煤黑子中間，曾經出過一位作家，他叫從維熙。’我說：‘知道，我們還通過信呢。’老煤黑子說：‘你要是能見到他，給我們帶個好去。’我說：‘行，這事我一定辦到。’”趙瑜說完了這段趣事之後，希望我深挖這段生活經曆，因為其中深埋著的不僅是知識分子的詠歎，還蘊藏有中國曆史上的陰霾。
他的話令我神傷並感動。我已經離開大山中的地下宮殿30多年了，居然還有人記得我，這種來自人間底層的情愫，沉甸甸地壓得我心痛。其實，不僅當年的“煤黑子”沒有忘記我，就連當年管理過我的勞改幹部，也還記得我。前幾年，我接到山西勞改局的一封來信，當年勞改礦山辦公室的尹幹事，在來信中除了表達對我們受難者群體的問候之外，還特別言及在我挖煤歲月裏對我關愛不夠，表示了他個人的歉意。
其實，在那個極端政治的年代，他們作為對“階級敵人”施行專政的工具，能夠自保平安就不錯了，誰能有神力拯救知識分子於冰雪炭途呢！為此，我向他們深深地躹躬，並表示一個曾經是地下幽靈的謝意！這是人性的光輝的複明，更是人類良心的蘇醒。筆者將此曆史中自描的畫麵呈現給今天的讀者，既是對昨天“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曆史的反思，更是對今天中國高舉“以人為本”大旗的禮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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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神普羅米修斯，是因為偷了天上的聖火給人間，而遭遇噩運的；而我是遭遇1957年的噩運之後，在“文革”年代才去山西一座名叫晉普山的勞改礦山，去那兒開采地火的。
2002年秋天，我在“文學館”借演講的間隙，正在院子裏吸煙緩解疲勞的時候，一個聽眾向我提問：你漫長的流放生涯中，最富有生命特色的記憶是什麼？我說：當煤黑子的歲月，我真正了解了地火的性格；同時，在那大山的腹地，我找到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命象征。一個學習礦山地質的右派同類，曾經給過我一塊龜化石，龜背上粘連一塊直立的煤矸石，很像一座寫滿經文的石碑，壓在了龜背之上。
他很年輕，似乎沒有聽懂我的話。時代不同了，知識分子的坐標，隨著曆史的變遷，而有了新的定位。但是曆史每每前行半步，腳下常常是淌著血痕的——說得確切一點，它需要一代人的付出——我隻是其中的一個而已。“文革”年代，我被流放山西，到一座超級瓦斯勞改礦山去挖煤礦。我從井上一直幹到井下，一度時間之內，我還成了大山之腹的一個幽靈，一個人獨行於地下蜘蛛網般的巷道，在受難知識分子的群體中，享受陰曹地府裏獨有的快樂和痛苦。多少年了，我至今還留著當年我在地下行走時，既當拐棍又當防險使用的器具——一根長長木棒兩頭，分別安裝著鐵錘和鐵鏟，用來敲幫問頂。去年，“鳳凰衛視”電視台來采訪我時，一開始他們不知這東西為何物，當我向他們講述了我挖煤的經曆之後，他們將這個利器連同我在礦山挑水用的扁擔，以及我裝煤使用過的鐵鍬，都錄進我風塵歲月的鏡頭之內。
人是有情物。麵對這些已然鏽跡斑斑的挖煤時的器具，我常常回憶起我當煤黑子時，腳踏水靴，頭頂礦燈，在大山之腹穿行的日子：眼窩裏永遠帶有洗不淨的煤塵，指甲縫裏藏著黑黑的煤粉，渾身上下像個黑鬼，連睡覺囚號裏的被褥，都永遠帶有一種黑色盔甲的顏色……按情理說，那是我生命中最為淒苦的一段時日，有的人害怕回憶那種人鬼相間的生活；但是我還是經常咀嚼那一段時光，因為那三年多的淒苦生活，不僅鍛造了我的體軀，還給予了我許多人生的真知。這些真知，或許是隻有在地下才能獲得，因而對黑色的地火世界，我永遠難以忘懷。
我是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被發配到這座勞改礦山的。當時，地麵上階級鬥爭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勞改礦山也不例外，人人鬥人，人人挨鬥，成了那個年代的國情標誌。地麵上是難覓一個防風洞的，而我們這些勞改的煤黑子，有洞可鑽——那就是地殼之下一百多米深的礦井。下得井後，天黑地黑人黑煤黑，誰也看不見誰的臉，加上開山的風鑽的聲聲轟鳴，開山的炮聲隆隆，因而隻有在這兒，誰都可以忘乎所以地呼喊：“我日你娘哩！你怎麼這麼黑？下到這陰曹地府來的，個個都是黑李逵——”除去黑人黑罵之外，還能聽到國罵的音響：“他娘的，你腦袋就是花崗岩，風鑽也要給你鑽上個窟窿，然後裝上雷管炸藥，讓你小子腦漿開花，嚐嚐無產階級專政的厲害！”
是誰在海罵？
罵的又是誰？
沒有人過問。老鴰落在了豬身上，都屬另冊公民的黑人，有人發泄出勞改犯的心聲，心裏還挺舒坦哩——煤黑子不理睬煤黑子們的歇斯底裏。倒是有礦燈的燈光，在黑墨般的煤壁上跳躍，那些燈光是在巡視著煤頂，防止礦井突然塌方，我們都成了石餅下的肉餡；當然，那閃爍的燈光，也是防止勞改隊長突然出現，而聽到海罵聲音，從而發現張三和李四。可能正是緣於此故吧，盡管挖煤這個活兒十分危險而又埋汰，但我還是感悟到，大山之腹遠比山上寬容。這兒是個無人問津的自由世界，黑是黑了一點，但是黑色比地麵上的“紅海洋”顯得更有胸懷，更有氣度。因而，每每下班出井，礦車把你送到了陽光世界，你先要閉上一會兒眼睛，以適應光線的突變；然後就是緘默無聲，帶著煤塵走向啞巴般的世界。
這是我懷念地火的原因之一。之二，在地殼深處，還能給我另一種失落中的孟浪，常常喚起我死了文學之後的幻覺：當隆隆的開山炮響過之後，炮藥崩下來的既有煤炭，也有石頭。當我揮鍬往礦車鬥鬥裏分門別類地裝運這些東西時，時不時會發現各種動物化石。其中有魚，有龜，有蛇……這些被炸藥崩碎的石片，讓我推算出億萬年前這兒是森林和沼澤，繼而在頭腦裏勾勒出那幅原始的圖案。這種幻覺不僅能解除你的勞動疲勞，還能使你的靈肉如同長了羽翅，忘記井下挖煤之苦。盡管帶班的組長閻恒寶常常對我大聲呼叫：“你他娘的瞎看啥哩！這兒不是考古所，是勞改煤礦——裝車——裝車——”。我在他的呼喊聲中，雖然不得不放下礦燈下的石片，但我的思維並沒有因其呼叫，而停止聯想翩翩：我們這個班組，有三個老右，如果我和我的三個同類，一旦被礦井塌方埋在煤石之中，在若幹年後成為三具“人化石”時，未來曆史大山的開掘者，會不會察覺到我們到底是誰？我們是為何到這兒來挖煤，又怎麼會變成了曆史化石？
這種自考是很有趣的，但是我回答不出我的自我質疑。道理很簡單，曆史常常因為政治功利的需要，而喬裝打扮偽裝成為一個聖誕老人。不是嗎？自古帝王將相在世時，就有文人墨客，為了個人仕途，對曆史的真實梳妝打扮，使後人難以識別青史的真偽。我們如果被砸在煤石之下，未來的考古學者，能知道我們是為何來挖煤，並成為“人化石”的嗎？當幻夢結束之後，帶來的是聲聲自責：“砸死你也是罪有應得，誰讓你在1957年多嘴多舌，你要是緊閉嘴巴，不寫那篇‘寫真實’的文章，不就來不了這大山之腹了嗎！一切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