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一數，任清離開我們1年零10個月了。我在這段時日一直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時時刻刻在心裏回憶著他的笑貌，他的幽默風趣、言談舉止，像放電影一樣，一幕幕展現在麵前。我非常恨他，恨他這麼狠心地撒手而去。
任清是在2005年2月23日（農曆正月十五），因罹患重病住進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的。經檢查發現，他已是肺癌晚期，有尿毒症，當時他胸痛、積水、尿少、血壓高、心跳快，被病魔擊得骨瘦如柴、徹夜難眠、飲食難進，但他以堅強的毅力，忍痛配合醫生進行治療，無論是多次抽取肺部積水，還是進行血液透析，他都以樂觀主義的精神麵對疾病，從不悲觀失望。後來他預感到自己時日不多，還在病房安慰我：“人，有生有死，是自然規律，我們要走，有先有後，不能同行。”他還叮囑我：“要養好身體，照顧好家庭。”
任清在住院期間，非常思念親戚和老友，我想盡辦法為他聯係。當親友到醫院看望他時，他高興極了，談笑風生，滔滔不絕。特別是歌劇《洪湖赤衛隊》中劉闖的扮演者夏奎斌同誌到醫院看望他時，他倆談得沒完沒了，直到吃晚飯時間了，任清才同意他回家。
經過4個多月的治療，任清的病情仍沒有好轉，身體狀況每況愈下，同年7月7日，病房醫生將他轉到重症監護中心緊急救治。那時他全身水腫，心肺衰竭，小便減少，食欲更差，但他頭腦清醒，感覺靈敏，不停地叫喊著：“好冷！好冷！冷到骨髓裏去了！”我按照他的要求，立即請護士增加蓋被，他仍然還叫冷。在重症病房頭兩天，晝夜打點滴，戴上呼吸罩進行呼吸。任清繼續不停地喊我和全家人的名字，特別呼喚在北京的女兒和在國外的孫子，我問他有何事，他說：“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我和孩子聽著任清痛苦的呻吟，心急，心痛，心慌，心亂，求病房醫生盡快加強治療。醫生經過診斷，向我們提出，馬上要給任清插喉管，不然二氧化碳排不出，就會神誌不清、昏迷不醒，更加危險。出於無奈，我們隻好答應插喉管。7月8日下午，醫院給任清插進圓形塑料喉管後，任清神誌稍微清醒，但再不能進食、喝水和說話了，無法進行交流。等女兒從北京回武漢，長孫從國外回家，到病房連聲呼喚“爸爸”、“爺爺”時，任清臉色暗淡，兩眼淚水直流，他心裏明白是兒孫們在叫喚，但卻無法言語了。7月14日下午4點半，按醫院探視規定，全家人又到重症病房去看望任清，隻見他雙目緊閉，臉色幽暗，高燒不退，血壓下降，心律加快，呼吸困難，雙臂、雙腳水腫冰涼，病情更重了！我們心急如焚，心如刀絞，懇切要求病房李主任加大搶救力度，挽救任清的生命。李主任說：病人雙肺腫瘤增大，真菌感染麵廣，多種治療措施已采用，療效欠佳，他們已經盡最大努力進行搶救和治療。適逢病房探視時間已過，全家人不願意也不放心離開，最後，按照院規，全家人不得已依依不舍、擔驚受怕地離開了病房。回到家中，我們心神不定，坐立不安，天氣炎熱，酷暑難耐，我們飯不想吃，覺不敢睡，企盼著我們的親人——任清病情會好起來。
2005年7月15日淩晨4時13分（農曆乙酉年六月初十醜時），任清因病醫治無效，不幸逝世，享年83歲。
噩耗傳來，好似晴天霹靂，天崩地裂。全家人淚如泉湧，悲痛欲絕，急忙趕到醫院，但任清已停止了呼吸。我們哭呀，哭呀，像天塌下來一樣，傷心不已。
任清患病期間和逝世之後，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湖北省文聯高度重視，十分關心，特別是省文聯黨組書記李傳鋒同誌，不僅為任清住院排憂解難，更讓我們全家人感動的是，李書記聞訊任清逝世後，早晨7時就趕到我們家中安排後事，派人派車為任清辦理一切喪事活動。
任清的逝世，使黨和國家失去一位久經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考驗的老戰士、老幹部、老黨員，也使我們家失去一位一生廉政、勤儉持家、嚴教子孫、善持美食的一家之主。任清逝世後，家中議事乏謀、辦事乏主，沒有了主心骨和頂梁柱。
任清出生於1922年10月8日23時（農曆壬戊年八月十八日亥時），他父親是建築工人，母親是家庭婦女，生活比較困難，靠父親勤幹苦做勉強維持生計。公公老年得子，將他看得很珍貴、養得很嬌。但嬌養而不嬌慣，寵愛而不溺愛。任清5歲啟蒙，讀《百家姓》、《三字經》、《千字文》，6歲讀私塾學館。7歲讀小學，到高小他就醉心文學，嗜好作文、寫詩，還與同學演“雙簧”戲，多次代表學校，出席市裏彙演、比賽並獲獎。小學畢業考進商業學校，後又考入漢口市立職業學校，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他喜愛文學，創辦了校刊，還與別校同學一起辦小型文藝報紙。他渴求文化知識，卻無錢買書，便與同學一起到舊書攤閱讀魯迅、高爾基、巴金等大師的名著，當天看不完，翌日再看，直到看完為止。
任清14歲寫詩《別》，詩描寫一對貧苦母子，為了生活，兒子不得不和患病的母親離別外出打工的悲慘情景。之後又寫出了《積》、《蛙》、《深夜》、《乞食者》等幾首詩，這是他文學創作的開端。15歲時，國內形勢日趨緊張，抗日救亡成為社會的主題。學校組織學生參加歌詠團、戲劇隊，慰問傷員，維持防火、防盜等社會秩序。從此，任清愛國之心油然而生。因就讀的學校要搬遷四川，何去何從，他一時難以抉擇。任清雖是獨子，但他沒有沉溺於家庭舒適的生活，在進步同學的幫助和指導下，他於1938年8月北上抗日，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報名進入陝北公學學習，從此走上革命征程，當時他還未滿16歲。
少年任清初入革命陣營，求知欲很強，他如饑似渴地學習革命知識，進步很快，1938年12月，任清在陝北公學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元月轉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同年3月轉為正式黨員。經過1年半的係統教育，任清懂得了參加革命的意義和目的，明白了隻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才能救中國。
他從抗大畢業，分配到晉察冀軍區工業部擔任連隊政治指導員、軍事主任教員時，還不滿18歲。初踏革命崗位，他熱情奔放，渾身有使不完的勁，見困難就上，以戰鬥的姿態，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在深入炮彈廠工作時，任清與工人同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工人生產夜以繼日，記錄刷新，優秀事跡層出不窮。與此同時，我軍擊退了國民黨八次反共浪潮，取得節節勝利。任清的創作欲望即生。從1941年至1942年，他創作了《我們是夜班》、《夜班之一》、《夜班之二》、《一滴火花》、《工人進行曲》、《參加》、《做槍的遊擊隊》等詩文，其中《我們是夜班》在晉察冀軍區部隊創造運動中獲甲等獎和《子弟兵報》魯迅創作一等獎。
1943年元月，任清調任晉察冀軍區炮兵營軍事教員，同年冬季，敵人進行殘酷的大掃蕩，任清奉命偵查敵情。1944年9月，任清調任晉察冀軍區炮兵營軍事主任教員，兢兢業業地完成了執教炮兵學生的任務。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任清要求並被批準再次深入工廠生活，又創作了兩部小說《意外》和《女工王桂英》，頗受好評。1946年4月，任清調任延安中央文藝創作研究室戲劇研究員，與著名音樂家洛丁合創大型歌劇《平鷹墳》。後來還創作了小型秧歌劇《盼八路》（邊區文聯編印成冊）、《埋地雷》及詩歌、通訊文稿，均發表在《隴東報》和《解放日報》。任清在晉察冀軍區抗日根據地經曆了9年抗敵戰爭和反掃蕩鬥爭，成長為一個堅強的革命戰士。
1947年7月，任清隨劉鄧大軍南下，至鄂豫軍區三分區政治部任文藝指導室主任，這期間又創作了一個劇本，因部隊天天行軍，敵人活動頻繁，劇本未能出版。解放戰爭節節勝利，1948年6月，鄂豫軍區三分區敵工部派任清到武漢做地下工作。任清在武昌三佛閣附近開設祥泰軍服店，他是股東之一（共有三個股東），武漢地下工作機關就設在這個軍服店裏。1949年元月，武漢城工部派任清到“大風沙業餘劇社”工作，對劇社進行整頓和改造。當時鄭鋒任社長，程自新任副社長，任清任人事股長。1949年5月15日，任清和副社長程自新組織可靠的劇社成員，晚上到漢口吉慶街輔義裏一家住戶樓上集中，布置迎接解放軍進城的各項準備工作，大家群情振奮，有的寫出“歡迎解放軍解放武漢三鎮”的大幅標語，有的伏案刻寫宣傳材料，有的動手製作歡迎用的三角小紅旗。小小房間，熱氣騰騰，大家廢寢忘食、通宵達旦。第二天一早，劇社的同誌們在任清的率領下，高唱激昂的歌曲，跳起歡快的舞蹈，精神飽滿地投入到歡迎解放軍進武漢的行列中去。1949年6月9日，劇社的幾個同誌按照地下黨組織的安排，隨著鄂豫黃孝軍分區城工部回到孝感。任清調任中共孝感地委宣傳部宣傳科長、新華社支社副社長、地區文聯主席。他積極完成地委交給他的各項中心工作，組建了中共孝感地委宣傳隊，積極配合宣傳黨的中心工作。1957年11月15日，經中央第8010號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親筆簽署，任命任清為湖北省文化局副局長，直至1966年5月。在這長達10年的時間裏，任清竭盡全力地去抓好全省文化藝術工作，一步一個腳印，認真做好每件工作。1958年，任清倡導、創辦了《湖北文化報》，宣傳交流全省文化工作經驗。l959年3月11日至4月18日，曆時一個多月，以湖北省政協副主席蔡書彬為團長、任清等為副團長的湖北省文藝界福建前線慰問團赴福州市進行慰問演出，表達了湖北省3000多萬人民對福建前線軍民的感激、慰問之情。據不完全統計，慰問團的行程約有15000多公裏，慰問演出約有1400餘場（次），觀眾達72萬多人次，參加的各種座談會、報告會約有100多次。在慰問期間，慰問團為親人們洗衣服1500多件，補衣服5400多件，擦皮鞋1700多雙，理發300多人次，深受福建前線軍民的歡迎和讚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