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人力、產業與經濟發展讀《以銀為本》
寵書宣言
作者：彭礪青
對於經濟，人們往往容易有一個悖論，就是相信投入最大資源（包括創業才能和勞動力）就能造就經濟增長，也相信經濟增長就代表人的幸福指數。這種老掉牙的概念錯誤，其實不用深究，但它的確塑造了我們的生活意識。說到底，人才是經濟的主角，隻有人才能決定經濟的生命力，即使自由主義者也不會否定這一點，可是經濟政策的製訂者不會考慮。由這一點出發，我們對鄒崇銘這本書有一點概念，一如鄒崇銘以往的著作（如《僭建都市》），這是一本討論政策方針的書，而著眼點在於構成社會的人。
一如標題，本書對香港產業及人口政策有七大批評，分別是人口商品化、市場虛擬化、產業依附化、長者供養化、青年邊緣化、家庭市場化及見財似水幻化。其中長者供養化、青年邊緣化和家庭市場化都可說是全球化經濟趨勢對社會的影響，香港隻是其中一個小小的例子，而人口商品化則是新自由主義影響下對“人”的重新定義及其影響，然而將人視為“人力資源”的始作俑者並非讚揚利伯維爾場的學者，而是將新自由主義政策奉為圭臬的政府和與作為這種人口政策受惠者的大財團。正如作者在前言點出“人力政策”和“人口政策”之間的重大差異，剖析2013年的施政報告的一句話：“發展和培育人才，使香港的人口可持續地配合及推動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社會經濟發展，使人盡其才，讓市民和家庭享有優質的生活。”
個中的邏輯可謂很清楚：在個人“人盡其才”的前提下，才能讓作為“市民”的個人，還有其家庭享有優質生活。或者正如作者說的，優質生活不是“人盡其才”的“目的”而隻是“誘鉺”，期待中的優質生活永遠遙遙無期，隻有“人盡其才”的“人力資源”才是最終目標。不過，把人口視作“人力資源”也是一個漂亮的口號，配合地區一體化的號召，將年輕人送到其他城市。值得討論的，還有香港經濟學家王於漸的一篇文章，他以其老師美國經濟學家Robert Lucas從《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作者Jane Jacobs的另一些著作《城市經濟學》及《城市與國家財富》中曲解得來的意念，強調以人才資源投資在高增值產業的重要性。Jane Jacobs的原意，卻是以本土生產的進口替代貨品取代進口貨品，亦增加新意念和新產品的出現，提高城市產業的多樣性，讓城市經濟自立自強。
人才和產業的關係，其實決定了經濟發展的命運。隻有足夠的人才，才能支撐產業的增長，目前香港政府麵對人才短缺的問題，但作者也質疑，香港政府眼中的人才短缺問題，其實是產業短缺問題。誠然，香港在七八十年代能夠蓬勃發展，固然與當時政策有關，但人才大量湧現，貿易機遇造就大量職位需求，亦帶來社會上流的機會。雖然這幾年來，香港政府強調以發展六大產業振興經濟，這六大產業中包括旅遊業、物流業、醫療業等，近年因為地區發展融合而似有得益。但產業的生命力不能靠政府計劃和外來支持，而是自生自發的。而且政府的計劃長期以來令本地產業更依賴其他地區，與Jane Jacob以進口替代締造良性循環的經濟理念正好相反。其實，Jane Jacobs在其著作中，視各行業為多樣性的自然生態，認為這個“生態係統”應讓大大小小的本土產業百花齊放，以發揮彈性、靈活性及具備可持續性。另一方麵，Jane Jacobs主張以關稅及進口替代保護這些產業，並反對壟斷﹔而且，如果這座城市與較落後地區進行貿易，最終會破壞這座城市的產業發展。
追溯Jane Jacobs的原意未必能對實時的經濟效益有所裨益，事實上，Jane Jacobs認為經濟有增長就有收縮，一味追求經濟增長指標未必是好事。可是，如果我們回顧香港幾十年間的發展，今日的城市經濟問題本是就是七八十年代經濟增長所導致的必然後果，過度增長必然導致經濟停滯。香港的經濟社會處境，亦同時取決於中央—地方關係能如何平衡，任何地區融合發展計劃，必然會犧牲大部份人的生活和利益。
這可能是作者第一本循人口結構思考城市發展問題的專著，在《墟·冚城市》中，鄒崇銘注意到保全小區經濟的重要性，而在《僭建城市》中，作者關注的是現代城市規劃方向，也許現在人口問題已成為城市發展的基石，所以作者在書中思考南沙島的港人移居和就業計劃，還有新移民審批權問題，這些都關係到香港人口結構、社會衝突及經濟轉型的問題。書中的思想不脫政策思考，而且以中產視角縱觀問題的全局。讀者也許會期望作者下一本著作，能以更全麵的社會低下階層視角，思考香港人的生活本質，而較少以政策式思考討論城市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