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姆·辛格並沒有被英國人抓住，而是自願回到了監獄中。他告訴英國人：不用派任何人來看守我了。逃出去也沒有意義。這可以說是很大的諷刺。辛格的困惑並不是吉卜林憑空捏造的。在他的《印度日記》中，威廉·霍華德·羅素這樣寫道：一大群印度平民跟隨著來鎮壓叛亂的英國軍隊，這些平民中既有穆斯林仆人、販賣果幹的阿富汗人，也有印度教商人。他們湧向勒克瑙，幫著歐洲人去攻打自己的兄弟，而且還表現出興高采烈的樣子。對此，他這樣評論道：對他們宗教以外的任何人、任何事情，印度穆斯林都不擔負責任。印度教徒隻對自己的族人忠誠。人類共同生活的高層次理想，他們並不具有，而且缺乏對要同胞負責的認識。正是這樣，印度人民的才智、勇敢等都是沒有意義的。吉卜林可能對於羅素的觀點會有認同感。在印度士邦林立，教派各自為政，相互敵對，這樣的印度能夠獨立嗎？在印度人心中，有國家的觀念嗎？對此，小說中給出了否定的答案。一方麵，“我”幫助辛格從城中跑出來的情節，本來應當是高潮，卻安排在故事即將結束的地方，這顯然是不合理的。這種安排是刻意而為之的，似乎是在暗示逃跑並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為辛格逃跑象征了英國殖民統治體係的脆弱，然而這卻被他的投案自首所打破了；另一方麵，辛格和達德雖然麵臨的困惑各有不同，但是二者一個在絕望中放棄了反抗，另一個雖然清楚地知道印度社會的問題所在，卻表現得軟弱無能，這都證實了小說敘述者在開始說的那句“印度永遠都不會獲得獨立”的斷言。小說情節看起來似乎是在進行循環論證：英國統治者的絕對強大和正確在逐漸得到肯定。
三、人文主義語言
充滿否定的聲音是瓦利·達德話語的特點。他認為，印度這個國家是沒有希望的。他指出印度是一個到處都是騙子的國家。吉卜林的詩歌《白種人的責任》有著與之相似的主旨。受到這種觀念的影響，吉卜林對英國人在印度人中的威信非常關注。他認為，要緩和英國人與印度人之間的矛盾，更好地進行統治，殖民官員就必須辛勤地工作，充分了解印度人的習俗、願望和思想，要有實幹精神，而不能高傲自大，進行野蠻的征服。英國人是否完全控製住了印度，是吉卜林小說的主題之一。如果不是凱姆·辛格的投案自首，小說的情節發展就發生了偏離。在敘述者“我”的幫助下辛格才得以逃出城去。那麼，在小說一開始就指出“印度永遠不會獲得獨立”的英國敘述者“我”為什麼要幫助辛格這個反抗英國人的叛亂分子逃跑呢？要解開這個問題，就必須分析拉倫這個女性形象。小說的名字“在城牆上”似乎有一種暗示意義：小說的焦點是在城牆上的拉倫的小屋，而拉倫這個幕後的女性才是一切的掌控者。在殖民文本中，往往用女性形象來展現被殖民者，而用男性來代表殖民者，這是為了突出殖民者的控製力量。但當“我”意識到拉倫是掌控局麵的人時，這種經典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象征模式被徹底顛覆了。在小說中，唯一沒有身份困惑的人物就是拉倫。如果她是現實印度的象征，則表明印度還沒有完全喪失進行自我管理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