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討論一下與良好人倫關係等同的良好社會關係的定義和內涵。這一社會是把成為健全的、自我實現的人的最大可能性提供給他的成員，反過來就意味著良好。依如下方式建立起製度上的契約安排的一個社會，它扶植、鼓勵、幫助、產生最大限度的良好人倫關係以及最小限度的不良人倫關係。
從前麵的定義與說明導出的必然結論是良好社會與心理學上的健康社會是同義的，而不良社會與心理學上的病態是同義的，反過來也就分別意味著基本需要的滿足與基本需求的阻撓，即不充分的愛、情感、保護、尊敬、信任、真實與過多的敵意、侮辱、恐懼、輕視與駕馭。
尤其應說明，治療的或者病理的後果是由社會的壓力與製度的壓力造成的，使更大的、基本的及次要的收益變得更加容易、更加有利、更加可能。它們並非絕對地“決定其命運”，或者使其絕對真實。我們對於簡單的與複雜的社會中的人格範圍了解得夠多了，從另一方麵尊重人性的可塑性與彈性，另一方麵尊重少有的個人中業已成型的性格結構的特別頑固性，這使得他們有可能抵抗甚至蔑視社會壓力。
人類學家似乎總是能夠在殘酷的社會中發現善良之人，在太平的社會中發現好戰之徒。我們足以明白不能像盧梭那樣依據社會契約來責難全部人類的罪惡，我們可以以不同的觀點審視它而它們對於不同的意圖均有裨益。
舉例來說我們可以為我們的社會或者任何其他一個社會折中一下，把它稱作十分病態的、極其病態的等等。我更看重的是測量與平衡彼此對立的病態培養力量與健康培養力量。隨著控製忽而轉向一套力量、忽而又轉向另一套力量，社會明顯地具有兩種不穩定平衡的搖擺不定性。這些力量得不到測度與實驗是沒有道理可言的。
文化的主觀闡釋是我們拋開上述一般觀點而轉向個人心理學問題時首先碰到的實際性問題。按照這一觀點，對於這一神經病患者而言，社會也是病態的，因為他在其中領略到太多的危險、恐怖、攻擊、自私、侮辱與冷漠。當然可以理解當他的鄰人審視同一個文化、同一人群時，他也許發現社會是健康的。從心理學上講，這些結論並不彼此矛盾，它們可以在心理學層麵上同時並存。
由此可以得出，每一個病情頗重的人都生活在一個病態社會之中。把這一論述與我們前麵關於心理療法關係的討論結合起來看所得出的結論是：療法可以被當作一種建立小規模良好社會的企圖。這一描述同樣適用於社會上大多數成員都主觀上產生病態時。
心理療法從理論上講意味著對抗一個病態社會中的基本壓力。或更概括地講，無論一個基本的健康或病態的程度如何，治療意味著在個人層麵上與那個產生病態的力量進行搏鬥。可以這麼說，在基本的認識論意義上，它試圖扭轉潮流、從內部瓦解、表現出革命性或徹底性。那麼，每一個心理治療者應該在小範圍內而不是大範圍內與社會中的心理病理的遺傳力量作鬥爭。
如果將心理療法大力推廣開來，心理治療者每年就有千百萬個求助者，那顯然這些與社會本質抵觸的微小力量將會變得強大起來，那麼社會的變革是不言而喻的。首先，變化將偶爾地出現在有關熱情、慷慨、友好諸如此類特質的人倫關係的溫馨之中。當足夠多的人們變得更加大方、更加慷慨、更加善良、更加合群的時候，那麼我們可以放心，他們也必將影響法律的、政治的、經濟的以及社會的變化。或許學習小組、交友小組以及許多其他類型的“人格完善”小組與流派的迅速推廣可以對社會產生巨大影響。
無論是多麼良好的社會，似乎沒有一個能夠完全排除病態，如果恐怖不是來自於其他人，那它們也總會來自於自然，來自於死亡，來自於疾病，甚至來自於這個單一的事實——來自於社會之中，盡管這會對我們有利，但我們也有必要修正滿足我們欲望的方式。我們也不敢忘記人類自身即便不從天生的惡念中也會從無知、愚蠢、恐懼、誤傳、笨拙中釀出罪惡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