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成功學的故鄉在中國
應當說近現代成功學創建於西方，但是，中國也有成功學。不僅有，而且源遠流長，博大精深。隻不過由於種種原因，近現代成功學研究出現了斷層，反不如西方發達了。
中國古代沒有專門的“成功學”，但卻有豐富的成功學思想。成功的渴求與生俱來，隻要有人，就一定有對“成功”的思考。
比如，關於“成功”的定義和標準，《左傳》認為，“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謂之不朽。”也就是說，最大的成功，莫過於樹立天下道德楷模和規範，如聖人或宗教領袖；次一等的成功，就是立大功建大業，如各國締造者，功在千秋的元勳；再次一等的，就是必須要有思想傳世，如科學家、文學家、哲學家、藝術家等等。
這個“成功定義”十分高遠，必須要有“雖久不廢”、“不朽”的東西，才能算成功。
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完人，曆來如鳳毛麟角，即使“聖人”們也未必做到。因為他們大多立德、立言而沒有立功。據說清朝的曾國藩做到了“三立”。
古代沒有“成功人士”這樣的說法。“俊傑”和“君子”或許相當於人們敬羨的成功人士。
“識時務者為俊傑”，隨天下之變而應變的人，應當算成功的了。
據《論語》記載，子路曾請教孔子怎樣才算君子（成功者）。
子曰：“修己以敬。”（修養自我，敬謹自重）
“僅此而已嗎？”子路再問。
曰：“修己以安人。”（以自己的修養使親近的人安樂）“僅此而已嗎？”再問。
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修養自己使所有的百姓安樂，堯舜恐怕也難於做到呢！）這也可以說是孔子所定義的成功人士的三個標準和層次：最起碼是“修己以敬”，其次“修己以安人”，最高層次為“修己以安百姓”。
至於成功的步驟，儒家在《禮記》中指出了一條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在此過程中，必須“自強不息”（《周易》），“篤誌而體”（《簡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
麵對逆境，要充滿信心，“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要堅持不懈，勇於付出，“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遇必明，雖柔必強”（《禮記》）。
同時，向成功者學習，加快成功的步伐，“人有師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雲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則速論。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荀子·儒效》）還要注意把握人際關係的原則，凡事先找自己的原因，“君子求諸己”，多為別人作想“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善則稱人，過則稱己”，這樣，才能“民作讓”，“民不爭”，“怨益亡”（《禮記》），正所謂“德不孤，必有鄰”（《論語》）。
在以上前提下，則是見機行事，順勢而為，“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周易》）“得事理則必成功。”（《韓非子》）三國時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劉劭，在其不朽的人才學專著《人物誌》中，對“成功”的規律，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較為係統的論述——（1）質理結合才能成功。質，就是人的資質；理，即所謂“事理”。劉劭認為，一個人的資質與事理相應，就產生聰明，這種聰明發展到能充分認識把握有關事理的程度，就能成為這一方麵的成功者。這與韓非子“得事理則必成功”的思想不謀而合。
那麼，什麼是“事理”呢？按劉劭的說法，主要有四種：道之理，事之理也，義之理，情之理。“道之理”指的是天地自然之理；“事之理”指的是社會、政治之理；“義之理”指的是禮樂教化之理；“情之理”指的是世事人情關係。
一個人能否成功，全在於能否認識事理，而認識事理的根本在於具有與事理相應的資質，換句話說，人的主體資質與客觀外界的事理相符合，才有成功的可能。
劉劭把人的資質分為平淡、警徹、和平、機解四大類型。如果這四種資質與四種事理相應，就能成功，即成為“道理之家”，“事理之家”或“義理之家”和“情理之家”。
道理之家，質性平淡，心靈性巧，思維細膩嚴密，因而最易與自然溝通；道理之家的成功典型是哲學家、科學家等。
事理之家，質性機敏，多謀善斷，行動果敢敏捷，能迅速處理煩難之事；事理之家的成功典型是政治家、軍事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