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減排逐步深入
“今年的華沙氣候大會，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為了控製會議規模，分配給非政府機構的名額少之又少。發達國家企業參與程度高，而國內企業參與十分有限。因而，作為早在2002年就獲得公約秘書處正式認可並注冊的研究性非政府機構，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特意留給企業幾個名額，但聯係報名的企業有30多家，可見中國企業已經覺醒。”中國社會科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家華透露。
這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第八次以學術機構名義組團參加聯合國氣候大會。作為這一團隊的領銜學者，潘家華的身份是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委員，雖不直接參加談判，但為談判代表提供技術支持，同時也要與各國研究人員和談判官員開展交流。
在參與曆次氣候大會期間，他主辦自己的“邊會”、客串歐美“邊會”，利用國際舞台，高調發聲，釋疑解惑，讓世界了解真實的中國的減排行動與績效，係統提出公平而又可持續的“碳預算”方案，客觀分析發達國家作為成熟經濟體在減排方麵的不作為和推卸責任，是氣候大會上最活躍的中國身影之一。
2010年2月23日，他走進中南海，在中央政治局第19次集體學習上講解“2020年控製溫室氣體排放行動目標問題”。近年來，他一直活躍在低碳經濟、可持續發展研究領域，為中國參與國際氣候談判提供基礎研究。近日，本刊記者就氣候談判相關問題對潘家華進行了專訪。
“大家要一起行動起來減排”
《瞭望》：如何看待中國目前的談判形勢？
潘家華：中國目前處於一種二元境地，從經濟總量上看，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排放總量上看，中國是世界第一排放大國；從能源消費來看，中國是世界第一能源消費大國，人均水平也超過世界人均水平50%.從這個層麵上來講，中國“被發達”的確難免，畢竟“樹大招風”，整體的總量已經達到一個很高的水平了。
然而，從另外一方麵來講，中國在各方麵的人均水平仍然較低。按照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人類發展指數排名，中國排在第101位，屬於中下等的發展水平，談不上任何“發達”。所以這個問題無論從哪方麵看都正確。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在節能減排方麵不承擔相應的責任就是“不負責任”，若要承擔過多的責任同樣是“不負責任”。所以，我們需要找到一個平衡點，這才是中國應該在氣候變化談判中采取的立場。
其實，中國在節能減排方麵做了很多事情，可以說，中國的減排力度是全世界最大的。在氣候談判中，我們或許應該改善一下我們的表達，應該向世界發出呼籲：無論發達或發展中國家，大家要一起行動起來減排。中國正在努力減排，成效顯著，我們能做好，其他發展中國家也能做好，發達國家能做得更好。這樣，溝通的效果可能更好。
低碳城鎮化的實現至關重要
《瞭望》：中國社會科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目前在做哪些與氣候變化相關的研究？
潘家華：目前在做的主要有三個方麵的研究：一是為氣候談判提供技術支持；二是低碳發展理論與政策實踐的研究；三是適應氣候變化方麵的研究。
《瞭望》：從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開始，中國社科院和中國氣象局每年在氣候大會召開前聯合發布氣候變化綠皮書，對於推進氣候變化的談判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今年的綠皮書主要講什麼問題？
潘家華：今年的綠皮書11月4日出版，主題是“低碳城鎮化”。三年前我們啟動了低碳城鎮指標和評價體係研究。一年前，我們啟動了低碳城鎮化宏觀戰略研究。今年的綠皮書主題內容是基於這兩個研究的。
今年之所以確定這個主題，是因為中國目前城鎮化率已經超過50%，城鎮化迫在眉睫、勢在必行，在此過程中加快城鎮化的低碳轉型非常重要，我們的研究主要是回答城鎮化走低碳道路會如何影響經濟增長、就業及消費。
通過研究，我們主要有以下五個基本結論：
第一，中國城鎮化必須走低碳道路，如果繼續以高碳、高排放的發展模式搞城鎮化，能源安全、氣候安全將難以保障。
第二，低碳城鎮化有利於就業和經濟增長，有利於提高生活品質，因為它會帶來可再生能源等新興產業，其發展是可持續的。
第三，中國必須實現低碳消費。中國有至少數以千萬計的富人，數以億計的中產人群，目前有7.1億城市居民，2030年將有10億城市居民，低碳城鎮化的實現至關重要。
第四，要實現低碳城鎮化，除了在可再生能源、消費等這些技術層麵要采取措施，還要在城市規劃、資源分配、建築質量等方麵更加科學、合理和法製化。現在一個樓建了沒幾年就炸掉了，一座橋建了不久就垮了，這都是巨大的浪費。
第五，中國城鎮化需要借鑒國外的經驗，也需要大膽創新，引領城鎮化進程，為發展中國家作出示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