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為民代言的散文大家
柳宗元（773一819），字子厚，河東（今山西永濟）人，又稱柳河東，唐代文學家、哲學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柳宗元的父輩已經定居在長安（今陝西西安），有田宅和大量的藏書。他的父親柳鎮，官曾至侍禦史，為官正直並且疾惡如仇。因此，少年時他曾隨父親走南闖北，去過安徽、湖北、江西、湖南等地。柳宗元不隻是從父親那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文學素養很高的母親盧氏也給了他很好的教育。他4歲就能讀古賦14篇，13歲時因為寫《為崔中丞賀平李懷光表》而早有“奇名”。但他早年為文，主要是為考進士作準備，故“以辭為工”，以“務采色，誇聲音”為能；又曾自稱“始仆之誌學也，甚自尊大，頗慕古之大有為者”，可見他是胸懷大誌的。
柳宗元中舉之後，經過三次考試，於貞元十四年（798），26歲的他才被任命為集賢殿書院正字，三年後提為藍田縣尉，貞元十九年（803）又提為監察禦史裏行。這一職位隸屬糾察機關禦史台，“裏行”是見習的意思。盡管這個官職品位不高，僅僅是“正八品下”，但按當時的吏製，才華橫溢的柳宗元隻要順其自然，“隨其流而揚其波”，混上當個郎官，再入主宰相什麼的也不是不可能。可是此間他卻以昂揚的熱情、淩厲風發的氣概，為施展自己“輔時及物”“利安元元”的抱負，投身到了王叔文的改革當中，這就是我國曆史上有名的“永貞革新”。這次改革，柳宗元絕對是一個骨幹力量，他與其他幾位改革領袖一起，大刀闊斧地改革朝政，打擊擁兵自重、驕橫不法的強藩，壓製幹政弄權、蠹國害民的宦官，舉賢任能，減免賦稅，清除朝廷積弊，解除民間疾苦。一時間，舉國“人情大悅”，“百姓相聚歡呼大喜”。這樣的改革，當然要遭到保守派的群起而攻之。由於改革派的輕躁好進、急於事功，以及內部的宗派習氣，也由於保守派力量的強大，僅半年時間，“永貞革新”便歸於失敗，33歲的柳宗元在短暫的得誌之後，迎來了後半生的流貶和失意。貶謫永、柳二州，雖然在政治上失意，卻使柳宗元在文學上獲得了巨大成就。南方人士多有向他求學問業者，擴大了他在文壇上的影響。
永貞元年（805）冬，柳宗元到達永州貶所。在永州九年，有機會深入了解人民疾苦、遊覽本州山水名勝，寫下不少詩文名篇。《永州八記》、《三戒》、《段太尉逸事狀》、《貞符》、《非國語》、《天說》、《天對》、《捕蛇者說》等均為此時所作。元和十年（815）春，柳宗元奉召至京師，三月又外出為柳州（今屬廣西）刺史，六月至任所，官雖稍升，而地更僻遠。他在這裏興利除弊，修整州容，發展生產，興辦學校，釋放奴婢，政績卓著。
柳宗元的文學主張與他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有密切關係。柳宗元認為，世界上所有事物的實質都是自然物質——“元氣”。在原始的渾飩狀態中，唯有“元氣”在自然運動發展，由此派生出了陰陽二氣和天，陰、陽、天三者的結合點，是受“元氣”所支配的觀點。“元氣”緩慢地吹動，形成炎熱及寒冷的天氣，冷熱交錯起到促進萬物生長、變化和發展的作用。同時，柳宗元認為，國家起源於社會鬥爭。他論證了郡縣製代替分封製是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否定了關於君主根據天意創立分封製的說法，動搖了分封製的理論基礎。他堅持認為州縣製度決不能被廢除，因為正是這一製度維護了國家的統一。柳宗元以後不再有人懷疑郡縣製的優越性，這便是柳宗元《封建論》的重要作用。
柳宗元在散文方麵成就很高，在詩歌上也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詩大多是貶官永州、柳州時所作。他的詩歌和散文反映了社會生活多方麵的內容。柳宗元詩歌中，山水詩的成就最高，後人把他與陶淵明相提並論，主要是以他的山水詩為參照。如《秋曉行南穀經荒村》，表現出超越宦海浮沉、仕途得失的豁達自適；《漁翁》一詩表現了漁人自由自在的生活；《江雪》一詩描寫寒江獨釣的超然，曲折地反映了作者超脫的人格風貌。這些山水詩情致委婉深沉，流露出被貶漂泊的憂憤，同時顯示出詩人清逸高潔的性格。
元和十四年（819），柳宗元病歿。當地人民哀悼他，在羅池地方建廟紀念。現在柳州市柳侯公園內，還有柳宗元衣冠墓。柳宗元盡管仕途坎坷，但無論是在位寵臣，還是在遭貶謫，他都能將個人榮辱置之度外，浮沉不忘報國情，每到一處，都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革弊興利，憂國憂民。這種忠於職守，濟世利民，以天下為己任的崇高官德，是值得後人永遠稱道的。
柳宗元所處的大唐時代，距今已有1000多年。十幾個世紀，曆史潮水衝遠了多少落日、多少旗鼓、多少風帆。“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但是盡管這樣，各個曆史朝代都會以其獨特的方式，為後人留下寶貴的精神和物質財富。柳宗元作為封建社會的官員和文人，他為文不說空話，為官不說假話，為政務求實績，至今仍不失為寶貴的精神財富，特別是重溫他的為官之道，對今天每個有良知的官員將會是一種深深的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