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散文成就，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散文繼司馬遷《史記》之後的一個新發展。我國古代文學史上，文有韓愈、柳宗元，猶如詩家之中有李白、杜甫，他們齊名並稱，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熠熠閃光的名字。柳宗元與韓愈一起倡導唐代古文運動，在反對駢文、提倡古文方麵傾注了大量心血。他較為重視作家的道德修養，指出：“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凡此種種，構成古文運動理論的精華。
歐陽修：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號醉翁，晚年號六一居士，吉州永豐（今江西吉安）人，唐宋八大家之一，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一生以文章冠天下。
歐陽修幼年時父親就去世了，母親艱辛地撫育他讀書。仁宗天聖八年（1030），他考中進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陽）留守推官，與梅堯臣、尹洙結為至交，互相切磋詩文。景佑元年（1034），他應召試學士院，被授任宣德郎，充館閣校勘。景佑三年（1036），範仲淹上章批評時政，被貶饒州，歐陽修為他辯護，被貶為夷陵（今湖北宜昌）縣令。
康定元年（1040），歐陽修被召回京，任館閣校勘，後知諫院。慶曆三年（1043），範仲淹、韓琦、富弼等人推行“慶曆新政”，歐陽修參與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軍事、貢舉法等主張。慶曆五年（1045），範仲淹、韓琦、富弼三人相繼被貶，歐陽修也被貶為滁州（今安徽滁縣）太守。
至和元年（1054），歐陽修奉詔入京。嘉佑二年（1057），歐陽修以翰林學士身份主持進士考試，提倡平實的文風，錄取了蘇軾、蘇轍、曾鞏等人，他的主張對北宋文風的轉變很有影響。
嘉佑五年（1060），歐陽修擔任樞密副使，次年任參知政事，以後又相繼任刑部尚書等職。英宗年間，因被蔣之奇等誣謗，他多次辭職，但是都未允準。神宗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實行新法，歐陽修對變法持反對意見，對青苗法曾表異議，且未執行。熙寧四年（1071），他以太子少師的身份辭去朝廷職務，隱居於潁州。神宗熙寧五年（1072），歐陽修病逝於家中，諡文忠。
歐陽修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階級的利益，對當時經濟、政治和軍事等方麵的嚴重危機，有較清醒的認識。他主張除積弊、行寬簡、務農節用，與範促淹等共謀革新；晚年隨著社會地位的提高，思想漸趨保守，對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製和譏評，但比較實事求是，和司馬光等人的態度是不盡相同的。
歐陽修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作為宋代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他的文論和創作實績，對當時及後代都有很大的影響。宋初，在暫時承平的社會環境裏，貴族文人集團提倡的西昆體詩賦充斥文壇，浮華纂組，並無社會意義，卻曾風靡一時。歐陽修大力提倡古文，他自幼愛讀韓愈文集，出仕後親自校訂韓文，刊行天下。他在文學觀點上師承韓愈，主張明道致用。他強調道對文的決定作用，以“道”為內容、為本質，以“文”為形式、為工具。特別重視道統的修養，提出要使“文”有光輝，“學者當師經”，師經才能用“道”來充實自己。但他又糾正了韓愈的某些偏頗，在對“道”的解釋上，他把現實中的“事”看做是“道”的具體內容，反對“棄百事不關於心”，反對“務高言而鮮事實”。在對待“道”與“文”的關係上，主張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認為“文”固然要服從於“道”，但並非“有德者必有言”。他指出：“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世。”所謂“事信言文”，就是內容要真實，語言要有文采，做到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這是歐陽修對創作的基本論點。他的主張得到了尹洙、梅堯臣、蘇舜欽等人的熱烈讚同。
後來，知貢舉（主管考試進士）時，歐陽修鼓勵考生寫作質樸曉暢的古文，凡內容空洞、華而不實，或以奇詭取勝之作，概在摒黜之列。與此同時，他又提拔、培養了王安石、曾鞏、蘇軾、蘇轍等一代新進作家。這樣，他倡導的詩文革新運動就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歐陽修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他的文學成就以散文最高，影響也最大。他繼承了韓愈古文運動的精神，在散文理論上，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張。他取韓愈“文從字順”的精神，大力提倡簡而有法和流暢自然的文風，反對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澀。他不僅能夠從實際出發，提出平實的散文理論，而且自己又以造詣很高的創作實績，起了示範作用。歐陽修一生寫了500餘篇散文，有政論文、史論文、記事文、抒情文和筆記文等，各體兼備。他的散文大都內容充實，氣勢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暢婉轉的藝術風格。敘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簡括有法；議論紆徐有致，卻富有內在的邏輯力量。章法結構既能曲折變化而又十分嚴密。《朋黨論》、《新五代史·伶官傳序》、《與高司諫書》、《醉翁亭記》、《豐樂亭記》、《瀧岡阡表》等，都是曆代傳誦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