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看了看這位自己青少年時代的武術老師、多年的莫逆之交，眼淚不禁濕衣，強作鎮靜，解下隨身佩的“鳳矩”寶劍，撫弄一回，然後雙手遞給王五，並說：“你我多年，以此物作個紀念吧！”
王五接過寶劍，眼裏充滿了淚水，他仍苦勸譚嗣同趕快逃走。後來又有些人來勸他逃走，都被他拒絕。譚嗣同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他下定死的決心，以期喚醒後來有誌圖強的人。
古老的北京城籠罩在一片陰沉昏暗的風沙裏。在宣武門外菜市口刑場上，豎立著六根木柱，木柱上綁著六位愛國誌士，他們是維新變法的闖將——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康廣仁、楊深秀。在行刑前，“六君子”麵不改色，橫眉冷對。隻聽譚嗣同高聲朗誦：“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此情此景，使上萬圍觀的人無不潸然淚下。
譚嗣同死後，大刀王五（一說老管家劉鳳池）為他收屍。第二年，譚嗣同骨骸運回原籍湖南瀏陽，葬於城外石山下。後人在他墓前華表上刻了一副對聯，以表揚英靈：“亙古不磨，片石蒼茫立天地；一巒挺秀，群山奔趨若波濤。”
康有為：近代資產階級改良派領袖
康有為（1858—1927），又名祖詒，字廣廈，廣東南海人，清末資產階級改良派領袖。
康有為出生於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讚修是道光年間的舉人，父親康達初做過江西補用知縣。康有為自幼學習儒家思想，21歲開始接觸西方文化。康有為19歲時拜南海九江有名的學者朱次琦為師，朱次琦崇信宋明理學，學習一段理學之後，康有為對理學就不讚成了，認為理學“僅言孔子修己之學，不明孔子救世之學”。在22歲那年，康有為離開朱次琦，一個人到西樵山白雲洞讀書，讀了不少經世致用的書，如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魏源的《海國圖誌》等，使他大開了眼界。這一年是康有為從中學轉為西學的重要開端。
1882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會試，回歸時經過上海，進一步接觸到了資本主義的事物，並收集了不少介紹資本主義各國政治製度和自然科學的書刊。經過學習，康有為逐步認識到資本主義製度比中國的封建製度先進。他目睹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清政府的腐敗，胸中燃起了憤怒的烈火，他立誌要向強盛的西方學習，以挽救處於危亡中的祖國。
1888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沒有考取。當年9月，他上書光緒帝，痛陳祖國的危亡，批判因循守舊，要求變法維新，提出了“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條綱領性的主張。1891年，康有為回到廣東，開辦萬木草堂學館，聚徒講學。期間他先後寫了《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製考》兩部著作，宣傳民主思想、平等觀念，他的改革精神在知識界產生了強烈的震動和反響。1894年，康有為編寫了《大同書》，描繪了人世間的種種苦難，提出“大同社會”將是無私產、無階級、人人相親、人人平等的人間樂園。
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參加會試的各省舉人聽說清政府要與日本訂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極為憤慨。康有為連夜起草了一份進勸光緒皇帝的萬言書，各省舉人1300多人集會，通過了這個萬言書。5月2日，這份萬言書送交都察院。這就是有名的“公車上書”。在上書中，康有為從愛國的立場出發，強烈主張“拒和、遷都、變法”，建議光緒皇帝“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在這次會試中，康有為中了進士，被任命為工部主事。以後，康有為又連續給光緒皇帝上了幾次進勸書。在這些上書中，康有為係統地闡述了自己的變法思想，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幾個方麵係統地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在政治方麵，康有為提出了變君主專製為君主立憲的要求。他指出：“東西國之強，皆以立憲法、開國會之故。國會者，君與國民共議一國之政法也。”在經濟方麵，康有為提出了發展工業，振興商業，保護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主張。在文化教育方麵，康有為提出了“開民智”、“興學校”、“廢八股”的主張。這幾個方麵構成了康有為變法維新的基本綱領。光緒皇帝對康有為提出的問題很受感動，從此產生了變革圖強的思想。
1895年8月，康有為在北京組織強學會，發展擴大維新派力量。康有為在強學會成立之後時常舉行例會，討論“中國自強之學”，尋求變法維新之路，對頑固派的投降賣國行徑進行了無情的批判。1897年11月，德國出兵占膠州灣，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激烈反對。1898年3月，康有為在北京又組織了保國會，會員很快發展到數百人。這就引起了頑固派的恐懼和誹謗。有人上書大罵保國會是“名為保國，勢必亂國”，有的人還上書彈劾，準備對康有為等人進行查究，隻是光緒皇帝說了“會為保國，豈不甚善”才算作罷。康有為和他的同事們通過組織學會，宣傳了愛國主義思想，進一步動員了群眾，擴大了變法維新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