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的寫作態度極其嚴肅，十分重視作品的修改。他每天開始寫作時，先把前一天寫的讀一遍，寫到哪裏就改到哪裏。全書寫完後又從頭到尾改一遍，草稿請人家打字謄清後又改一遍，最後清樣出來再改一遍。他認為這樣三次大修改是寫好一本書的必要條件。他的長篇小說《永別了，武器》初稿寫了6個月，修改又花了5個月，清樣出來後還在改。《喪鍾為誰而鳴》的創作花了17個月，脫稿後天天都在修改，清樣出來後，他連續修改了96個小時沒有離開房間。他主張“去掉廢話”，把一切華而不實的詞句刪去，最終取得了成功。
20世紀50年代早期，海明威說過：“對於作家來說，有戰爭的經驗是難能可貴的。但這種經驗太多了，卻有危害。”摧殘海明威身體的那次炸裂也滲透他腦子裏去了，而且影響更長、更深遠。一個直接的後果是失眠，黑夜裏整夜睡不著覺。5年之後，海明威和他妻子住在巴黎，他不開燈仍然睡不著。在他的作品中，失眠的人處處出現。《太陽照樣升起》中的傑克·柏尼斯，《永別了，武器》中的弗瑞德裏克·亨利、涅克·阿丹姆斯，《賭徒、修女和無線電》中的弗萊才先生，《乞力馬紮羅的雪》中的哈利和《清潔、明亮的地方》中的老年侍者，都患失眠症，害怕黑夜。
海明威最終關心的是藝術，而不是創傷。而且，海明威通過對戰爭的觀察，對於這種學說賦予了特殊的意義。《永別了，武器》和一些短篇小說出色地描述了戰爭在社會、感情和道德方麵的含義，然而，使他的戰爭經驗“難能可貴”的不止是這番描述。戰爭在心靈上鍛鑄出他對人的命運的看法，這幾乎影響他所有的作品。迫擊炮的碎彈片成了殘酷世界破壞力量的比喻，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成了尋求生存道路、受傷的人類的象征。他已經準備好，可以把那種生活感受轉化為文學作品了。
1960年，海明威想寫作的熱情一度使他極為痛苦。他在生理上大為衰弱，高大的身軀萎縮下來了，麵容憔悴，忍著痛苦。他住在梅約療養院時，診斷結果不妙：高血壓，可能還有糖尿病，而且鐵質代謝紊亂，這是一種罕見的疾病，危及主要器官。心理上，他更糟糕，幾乎說不清楚話，焦慮，抑鬱症很嚴重——賽摩·貝茨基與萊斯裏·菲德勒1960年11月拜訪過他，想請他到蒙大拿大學去作演講，事後寫道他像個“沒有主意的小學生”。1961年春天，海明威進行了25次電療來減輕抑鬱症。他在梅約療養院住了一個月，剛剛回到克特欠不久，在1961年7月2日早晨，他把一支銀子鑲嵌的獵槍的槍口放在嘴角，兩個扳機一齊扣動……
“文壇火槍手”大仲馬
亞曆山大·仲馬（alexandre dumas，1802—1870），稱大仲馬，19世紀法國積極浪漫主義作家。大仲馬被別林斯基稱為“一名天才的小說家”，他也是馬克思“最喜歡”的作家之一。大仲馬自學成才，一生寫的各種著作達300卷之多，主要以小說和劇作著稱於世。大仲馬信守共和政見，反對君主專政。由於他是黑白混血人的身份，其一生都受種族主義的困擾。
1802年7月24日，被法國人稱為“文壇火槍手”的大仲馬在巴黎東北方向不足100公裏的小鎮維萊科特雷誕生。
大仲馬的祖父戴維·佩萊苔利原本是聖多明哥島上的一個充滿激情而好色的貴族，家裏有一大群黑人奴仆，其中一個名叫露易·仲馬的女黑奴給他生了一個混血兒，這便是大仲馬的父親托馬斯·亞曆山大。
托馬斯成人後想去參加拿破侖的軍隊，可爸爸卻不允許他使用自己的姓氏報名參軍，這個傲慢的老貴族認為一個混血兒士兵使用自己的貴族姓氏，是有辱門庭的。托馬斯隻好用母親的姓氏參加了拿破侖軍隊。
由於他作戰勇敢，在短短的七年時間裏，就由一名士兵升為一名將軍。拿破侖開始獨裁統治之後，由於托馬斯是個激烈的共和黨人，被解除了軍職。托馬斯鬱悶而死時，大仲馬才3歲半。接著，祖父又破了產，大仲馬的家境一下子陷入困頓之中。在拿破侖滑鐵盧戰敗之後，大仲馬已經13歲，他的母親想重振家業，便讓他作出抉擇，是采用佩萊苔利這個古老而又尊嚴的貴族姓氏呢，還是保留黑奴的姓氏仲馬呢？這兩個姓氏的高低貴賤，以及哪一個對自己的命運影響大，少年仲馬心裏非常清楚，但他還是堅定地對母親說：“我保留亞曆山大·仲馬的名字！”
大仲馬20歲那年準備闖蕩巴黎，但他身無分文，無法成行。偶然的一天晚上，他來到酒店裏與人賭彈子，憑借在鄉間遊逛時練就的高超的彈子技術，他贏了滿滿一口袋錢，當夜便告別母親，狂喜地奔向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