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記憶
天津的年味兒在哪？
天津是個民俗感覺強烈的城市，進人了臘月，距離過年還一個月呢，文化街上就開始熱鬧了。
我在過小年的那天去逛，就已經人挨著人了。那裏最熱銷的有這麼幾種，一個是吊錢，各式各樣的吊錢琳琅滿口，一片紅色，用海洋形容一點也不過分。最大的有三層樓這麼高，後來我在勸業場看到更大更高的，足有七層樓那麼高，你看它得仰視。在吊錢中，福字最多，筆畫不一的福字蘊含著天津人對幸福生活的追求和渴望。除了吊錢，還有剪紙，然後是象征著鼠年的玩具，我買了一個鼠造型的玩具，前邊掛著一個錢包，活潑可愛的樣子。賣主告訴我，老鼠跟前掛錢包，就等著數錢吧。再有就是燈籠，五花八門，這幾年買燈籠掛在家裏的越來越盛行，最大的燈籠一個人抱不過來。我琢螂這麼大的燈籠怎麼掛在家裏，起碼家的地方不小。天津人買年貨就是為裝飾，紅紅火火，圖個大吉大利。
在天津過除夕，肯定要放鞭炮。全國不少城市禁止放炮，天津從來沒有過。過去我們小時候放炮主要是小鞭炮，現在都是彩炮了，越放越高級。從前半夜的11點開始，高潮當然是午夜，那時候全城市都是震耳欲聾的炮聲。我那時得需要大聲喊著招呼家裏人，城市的天空吒紫嫣紅。一放炮，過年的感覺就彌漫上來，擋都擋不住。我想，要是禁止放炮了，一片寂靜，那還算過年嗎？全國各地過除夕都吃餃子，天津人也不例外，隻是堅持得比較好，而且有發展，那就是堅持不在外邊買，而是全家人活麵，楷皮，拌餡兒，包餃子，所有的程序都是一家人在那進行。我有次去南方一個城市，人家已經放棄了這個程序，直接買來了餃子一煮就完了。天津有位民俗專家說，餃子就在於包，全家人在那包，分工要清楚，這才是過年的氣氛，買餃子吃，忽視了包的環節，那就抽掉了和諧熱鬧的本質。我家個別，由於父母都去世了，哥幾個是一起包，然後各家帶走回去各白煮著吃。當然天津人也是增加丫看春晚的內容，我們家是一邊看著一邊評論著，我還擔負給天津媒體寫評論的任務。大年初一，天津人拜年的習慣還沒削弱，現在鄰居間的來往少了，拜年也就少了。大年初二，天津人叫女婿節，這麼多年也沒有政府下令，但全城的女婿都看望一嶽父嶽母大人。以前是拎著點心，現在都是現代的食品了，越拎越高級，這表示女婿混得怎麼樣，也是顯示你女婿過日子好壞的程度。天津人注重破五，在初五這天好像必須剁肉了，晚上就聽見吮吮的聲音，看誰剁得最響。破五是在剁小人，誰心裏想著誰就不得而知了，或者根本沒想，就是剁象寧正的小人，不希望小人破壞來之不易的和諧生活和美麗夢想。
正月十五的燈節很熱鬧，天津有好幾個廟會。天津人喜歡玩的就是曲藝。眼下的曲藝園子有幾十座，天津過年出家門聽相聲也是一個嗜好。現在大年除夕到十五的相聲晚會已經汀滿了。走進去聽著丁當作響的鼓曲，品著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滋味，那叫作一個美。在外地不管是聽什麼，都是以鼓掌和喝彩表示對演員的尊重。在天津的曲藝園子裏觀眾是跟隨著台上的演員哼唱，手裏給演員打著拍子。想想，這麼多人能把一大段傳統曲口完整地哼唱下來，足說明天津人玩的興致有多高。
天津的大娘娘
從小到現在，不知道去了天後宮多少次，每次去都有很多的心得。以前去是看新鮮，後來再去就看文化。媽祖到了天津怎麼就賦予這麼多內容，首先是稱呼，天後、天妃、天後娘娘，到了塘沽一帶又叫大娘娘。我曾經聽過塘沽人喊大娘娘的神態，那就是一種從內心發出來的感情。媽祖到了天津，很有生活感的天津人就給媽祖來了更多的幸福延伸，比如拴娃娃的寄托。我在楊柳青畫館看到了一幅精致的年畫《天仙送子》，上麵描繪著慈祥的媽祖乘風而來，左右都是眉清目秀的童子。從媽祖的臉神看出是一種急渴渴的樣子，就是要把老百姓的寄托送過來，而且要送到老百姓的手中。送子，這是對一種生命延續的滿足，更重要的是期盼生活美滿的結局，老百姓想的就是這個，雖然簡單但很實際。為此，天津人傳說了很多動人的故事，誰誰拴娃妹得子，而且是多年未得而得了。左鄰右舍都為此高興，說是天仙送的。於是，媽祖在天津又有了一個新的稱呼——天仙。
天津有眾多的媽祖廟，在塘沽和漢沽就有海神廟、潮音寺等。出海的漁民對媽祖情有獨鍾，出海之前捕撈之後，都是載歌載舞。潮音寺廟會從明永樂年間建寺後，形成民間社火活動，當時船民每逢農曆二月十九日都彙集潮音寺拜觀音菩薩，逐漸形成廟會活動。塘沽的大沽龍燈就要出會表演。大沽龍燈含著天津沿海百姓在媽祖感召下，向往太平、祈盼吉祥、保佑平安的美好願望。在傳承了一百多年後，大沽龍燈沒有被消亡，而是越來越有氣氛。鼓聲響起，龍緩緩啟動，隨著鼓點輕重快慢緩急地和諧調整，龍如同在雲霧鍾穿梭，燈在水獷暢遊。其中，我最喜歡的是已經成為國家級“非遺”項口的漢沽飛擦，氣勢如虹，邊打邊跑，漁民手裏的銅擦真的跟飛起來一樣，鏗鏘有力，彩綢滿天。滿臉都是喜慶，震天的飛擦聲響起就是漁民們對美好生活的憧憬。漢沽飛擦在每逢娘娘廟會時都是最能吸引大家的活動，特別是每年陰曆四月中句，為保一年的出海平安、魚蝦豐收，都要結隊去酬請護海娘娘護駕。為廠渲染氣氛，一路上便帶著鑼、鼓、擦隨行敲打。在上海世博會上，天津的漢沽飛鐐隊伍打出了氣勢，那種淳樸而火爆的打法讓觀眾掌聲一片。我在其中喝彩，覺得那麼酣暢淋漓。
說到天津的“非遺”，法鼓是最有天津民俗文化特征的項口，口前河西區掛甲寺慶音法鼓、楊家莊永音法鼓和北辰區劉園祥音法鼓都是國家級的“非遺”項口。法鼓表演道具主要有鼓、饒、錢、擦、檔等。表演時鼓樂齊鳴，頗有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壯觀之勢。說起天津的法鼓，就要說到天津的皇會，那就是給媽祖出行時的一種民間花會集中展示，每次出會都會有上百道天津皇會是一種典型的民俗活動，也是天津年文化中的重頭戲。皇會一般都是在天後娘娘誕辰吉日，也就是農曆三月二十三日舉行。可是現在每逢大年十五前後，在古文化街特別是津南區的葛沽，皇會越來越受到老百姓的青睞。法鼓是當年皇會中不可或缺的隨駕音樂，是天津皇會的耳朵，在整個皇會隊伍中位置靠前，最為威武和顯赫。大家穿戴整齊，鼓樂齊奏，雄渾燎亮，節奏變化也很豐富，起承轉合，抑揚頓挫，委婉時清醇悅耳，高潮時激奮昂揚。演奏時，表演者還加上耍錢和飛饒等舞蹈動作，很是好看，其中不乏武術的動作，場麵十分壯觀。天津法鼓是在特定的媽祖文化土壤中孕育成長的，它綜合了音樂、舞蹈、武術、美術等多種藝術形式，獨具特色。天津人創造了天津法鼓，天津法鼓也塑造著天津人對媽祖的熱愛。
說說天津的老玩意兒
天津的老玩意兒多了，比如說京劇，雖然說京劇姓京，但天津是京劇的大碼頭。在解放天津的初期，我父親曾經率人接收過中國大戲院。他跟我說過當時連續演出多少場的盛況，所有京劇名家都到場了，天天爆滿。我也看見過有的名家在天津栽了跟鬥，回去後多少年不好意思再來；也見過京劇名家在起步階段在天津一炮打響，而走紅全國。
還有天津的曲藝，形容天津是曲藝之鄉一點也不為過。相聲應該說是功成名就，圈內人評出的四位相聲大師，張壽辰、馬三立、侯寶林、劉寶瑞都在天津孕育出白己的風格和流派，至今天津的相聲茶座依久在全國領先，茶館相聲風靡津門街頭，天津的老玩意兒有了新的診釋。京韻大鼓也姓京，可開花結果都在天津，可以說駱玉笙把京韻大鼓在天津發揮到極致了。京韻大鼓的幾大流派在天津都有繼承人，都有代表作，都有豐富的群眾基礎，而且在天津十幾個茶社裏都有大量的非職業演員在演唱，曲口豐富多彩。再有就是天津時調，領銜人物王毓寶被國家譽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
不久前，我與北京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專家聊天，說起北京琴書，因為關學增老爺子去世，他的後繼有人成了問題，有會唱的，但沒有能挑起來的代表人物。而天津時調，在王毓寶的精心培育下，如高輝還有更小點的劉迎都是響當當的演員。還有西河大鼓，我母親因為在電匣子裏聽豔桂蓉的《楊門女將》而把餅烙糊了，晚上我們全家吃的黑餅。我就在那時跟隨母親喜歡西河大鼓，後來我見到豔桂蓉，講起我母親因為聽她的《楊門女將》而烙糊了餅，她哈哈大笑。天津在西河大鼓演唱上的名家太多了，還有郝豔霞等，如今種青年的演員也風華正茂，如郝豔霞的女兒郝秀潔等。天津老玩意的傳承在不知不覺中總是能繁衍下來，說明天津這塊文化沃土的肥育。
其實天津的老玩意兒還有很多，比如法鼓，河西區掛甲寺的慶音法鼓、楊家莊的永音法鼓、北辰區的劉園祥音法鼓等等，那都是絕活。知道法鼓的在天津不很多，大多是在做法式上表演，也有揉合了其他藝術手段搬上舞台供觀眾欣賞的。天津法鼓表演形式分為兩種：一種是在固定在某個場地，一種是邊走邊奏。說起法鼓，其實就一麵大鼓和若幹大錢、大饒、擦鉻、擋檔所組成。我在河北區看見過一場演出，鼓樂齊奏，雄渾咪亮，節奏變化也很：豐富，起承轉合，抑揚頓挫，委婉時清新悅耳，高潮時激奮昂揚。演奏時，表演者還加上耍錢和飛饒等舞蹈動作，很是好看，其中不乏武術的動作，場麵十分壯觀。研究法鼓的天津音樂學院副院長靳學東評價，天津法鼓是在特定社會文化土壤中成一長的，它綜合了音樂、舞蹈、武術、美術等多種藝術形式，獨具特色。
天津人創造了天津法鼓，天津法鼓也塑造著天津人。在天津法鼓那雍容威嚴的形式和鏗鏘熾烈的節奏裏，天津人讀到的是自己粗獷豪邁、爽朗樂天的性格。說起來，天津漢沽區的飛擦也有這方麵的表現，我在廣場上領略過其獨特的表演風格，粗獷的特性，鮮明的節奏都引起了觀眾不斷的喝彩聲。天津的河北梆子、天津的評劇，都是天津老玩意兒中的大項口，都是我們天津傳統文化的經典，有著悠久的曆史和清晰的傳承脈絡。
不能遺失在天津
天津有很多好玩意兒，比如以前在曲藝舞台上經常見到的太平歌詞，一般都是由相聲演員在說正活前墊話用的。現在電台播放馬三立、趙佩茹、郭榮啟合說的《扒馬褂》，開始墊話用的就是太平歌詞，很好聽，但很不好唱。據說太平歌詞形成於清代初葉，其曲調是從蓮花落演變成的，上個世紀初在北京和天津街頭流傳，也是相聲藝人招攬觀眾的主要手段之一。現在天津能唱太平歌同的人不多了，我居然聽南開大學的一個大學生給我演唱，有板有眼，聽罷不由喜上眉梢。
還有就是瀕臨滅絕的含燈大鼓，嘴裏叼著一盞燈，還能演唱，聽不出有什麼咬字的障礙。我看過天津曲藝團梅花大鼓演員安穎的獨技演唱，唱起來滴水不漏，而且字正腔圓，燈在嘴裏叼著也是熠熠閃光，說起來這功夫實在了得。我問過安穎，有人接你班嗎？安穎不好回答，看出沒什麼人願意學習這獨門絕技，受罪又不討好。
我母親去世20年了，我記得小時候，母親最愛聽豔桂蓉唱的西河大鼓《楊門女將》。母親愛聽，我就愛聽。一聽豔桂蓉的西河大鼓，我就和母親一起聽。母親問我，能聽懂嗎？我說，聽不懂。母親笑了，說你聽不懂還搖頭晃腦的幹嘛呀？可惜，豔桂蓉去世了，接她班的人寥寥。再過十幾年，現在還能唱豔派西河大鼓的人也到了唱不動的年紀，豔派就有可能絕跡於舞台。
我還接觸過中國古典戲法的肖桂森，他師傅是著名的戲法大師王殿英。天津的古典戲法在全國聞名遐邇，尤其是王殿英，身穿著馬褂，不時地在台上表演，從大褂裏掏出的東西能擺滿滿一台。最讓觀眾過癮的是就地一滾，再站起來能從馬褂裏托出一個火盆，盆裏的火焰正旺。看過不得不琢磨，這麼旺的火盆怎麼能藏在馬褂裏而不被燒著。肖桂森也繼承了師傅的絕技，雖然沒看到他就地滾火盆，但他的手彩也很別致。所說的古典戲法跟現在的魔術不一樣，它跟單口相聲相似，邊演邊鋪包袱逗笑料。嘴皮子功夫也很厲害，所以有人把古典戲法也算在相聲行當裏，不是沒有道理。可惜現在能表演的很少，都迷戀劉謙的玩法。再過十年，說看不到中國古典戲法的表演了也不稀罕。
小時候在大院裏經常能聽到清脆的吃喝聲，剃頭的鍋碗的賣糖堆的看小兒書的。聲音很響亮，也很有韻律，高高低低，拐拐彎彎。現在聽不到了，聽到就是賣廢品的，很單調和無聊。城市的吃喝，記載著商業生活的變遷，也記錄著城市時代的腳步。我有一個好朋友叫韓冬，他居住在三岔口河邊，月茵子很聰明，也學過曲藝，彈過三弦。更重要的是他擅長漫畫，在天津也有名氣。他給我吃喝了兩百多種叫賣，其中有我很熟悉的，勾起了我很多的回憶。難得是他把這些過去的城市吃喝畫成了漫畫，栩栩如生。我曾經動員他把這種吃喝錄音下來，再配上這些漫畫，讓更多的孩子知道。如果這些遺失了，就喪失了天津過去的叫賣曆史，成了永遠的空白。
有次，我和幾個朋友在古文化街上溜達，看見了空竹。年輕的上去嚐試都失敗了，而像我這般歲數的都能抖幾下，其中一個朋友居然還能耍幾下技巧，贏得周圍人的喝彩。其實，我小時候，很多都會抖空竹，連茶缸子蓋子都能抖起來。現在估計失傳沒有多少人會玩了。
打快板也是這樣，在一次做電視節口時，一個年輕的快板書演員當眾拿出竹板，顯擺地問幾個嘉賓能不能打幾下。誰都搖頭，我上去就打 ，而且花樣不斷翻新。打竹板難嗎？難，不打個幾年打不出點來。可我在上小學的時候，班上男同學幾乎都能打。看著現在孩子們人人能上網打遊戲，而不能玩幾樣老祖宗傳下來的東西，真是說不出滋味兒。
九號樓大院
我5歲時也就是在1958年，全家搬到了河西區吳家窯大街九號樓大院。那時，大院與周邊的先進裏、勞衛裏、德才裏、衛星裏、東風裏形成了一個新的居民區。記得搬來的時候，吳家窯大街還是一條小馬路，對麵就是擁擠逼仄的平房，與九號樓大院形成了一個強烈的反差。
九號樓大院由兩座四層樓組成，所住的大都是天津地委幹部。可能這些幹部從農村來的緣故，樓‘卜間的院子裏種滿’r莊稼。我記得最清楚的是父親種下一片玉米，高高的，結出的棒子碩大，黃昏時在夕陽中顯得格外挺拔。也有種高粱的，穗子紅紅的，風一吹動像是小時候帶的紅領巾在飄揚。
院子裏的人與人關係特別融洽，也沒有官銜大小的界線，大院氛圍跟鄉下差不多。我家隔壁就是一位副市長，跟他見麵也沒什麼，誰也沒把他當成什麼。鄰居們見麵主動都打招呼聊家常，孩子之間也如同兄弟姐妹，一起上學一起玩耍，晚上若是沒回家，父母也不用惦念，一準被哪家留下吃飯了。我家三樓住的是大詩人艾青的前妻，他兩個孩子圭圭和梅梅中午就在我家吃，然後每月一結賬。我娘是農村婦女，擺上桌的也僅是窩頭熬白菜什麼的，炒菜時擱的油就是手心那麼一點兒，最後是棒子麵粥，那時能吃上白麵饅頭就相當不錯了。在我印象裏，我們就跟一家人似的，小飯桌一圍，吃著照樣也挺香甜。艾青的前妻喜歡我，偶爾帶著我去趟起士林吃頓西餐。當我進到富麗堂皇的餐廳，吃著炸豬排和罐悶雞時就覺得上了天堂。回家不敢對我娘說吃起士林了，就硬去啃窩頭。
我家四樓上住著大作家鮑昌，那時他正落難。我和他的小兒子鮑光滿要好，就常上他家去。鮑呂家的書櫃一排排的，桌子上也都擺滿書。我祟拜地問光滿，你爸爸是幹什麼的，他說是作家。我問作家幹什麼的，他神秘地給我解釋就是瞎編。我去他家時就愛翻書，有的不懂，有的剛能看出模樣。我記得鮑昌寫了很多卡片，僅是描寫黃昏景色就是好幾十張。我後來請教鮑昌寫作的絕技，他認真地告訴我，就是多看多寫。這句話過去幾十年了，我依舊清晰人骨。鮑昌愛拉京胡，哼段京劇，聊以自慰，我也湊熱鬧聽，趁著鮑呂不在，鬥膽取下京胡學著拉上一段。沒想到，我就憑著幾下京胡去廠北京鐵道兵部隊的宣傳隊，改變了我的命運。當鮑呂去世時，我去北京八寶山，見到鮑昌愛人亞芳阿姨，當她喊我一聲我的小名兒巴豆時，我的眼淚已經燙濕了臉頰。
三樓住著文學評論家鍾銘鈞，他的兒子鍾海後來成了天津人民藝術劇院的院長。鍾銘鈞家大都是古籍書，我不愛看，但愛聽他講故事。我後來寫小說給他看得到了指點，給我的稿紙上用紅筆改錯字，滿紙都是，弄得我很是尷尬。
在我家斜對過的四樓住著莎莎，他的父親是中國的老革命，母親是位前蘇聯人。莎莎比我大一歲，很聰明。我們總一起去水上公園玩兒，偷鐵絲網裏的果子吃，也常被人家逮住訓斥。人家一看他藍眼珠大鼻子的樣子就格外警惕。這時，我們總把莎莎供出來，說他母親是蘇聯人什麼的，對方階級鬥爭的弦兒就繃緊了，我們好逃脫，於是莎莎總是受比我們更多的折解。我娘當時是居委會主任，戴著紅箍巡邏，也總是在窗口監視著人家，後來得到有關部門的獎勵。
在“文革”期間，由於走資派太多，九號樓大院滿是大字報，總有人舉著高音喇叭在揪鬥，哪家也沒有逃過去。我父親就被揪走去了內蒙古，幾個月沒有回來。我娘不動聲色地帶著我們繼續生活，直到我父親半夜忽然回來，我娘才大哭一場。1970年的初冬，我背著一把京胡走出九號樓大院去倍京人伍，我娘站在陽台上看著我。我走出大院時回頭望去，看見我娘的胳膊還在朝我揮舞。
前不久，我開車回到九號樓大院，其實是為了停車到附近辦事。正要走，有人喊我，是巴豆嗎？我回頭一看是老鄰居的兒子，恍惚間，我回到了童年。
走過老街平山道
天津的街道很多，我感情最深的是平山道，一條不足兩公裏長的普通街道。
能起名為平山道，是因為天津人民藝術劇院坐落在這裏，一群來白平山劇團的演員奠基了這裏的文化氛圍。我在平山道小學讀完了六年的課程，那時，平山道還是一條土道，坑坑窪窪，沒有什麼路燈。冬天落日早，每回下課，趕上西風刮起，整個平山道上黑漆漆冷瑟瑟的。我和幾個同學深一腳淺一腳地在道上小跑著，偶爾看到有幾隻野貓從路中躥過，驚得女同學大呼小叫。記得有次，我因為犯丫什麼錯誤，被老師留校。很晚，才讓我回家。而這時，平山道上已經沒有什麼人，更沒有幾輛車通過。那時的平山道，隻有現在人民藝術劇院和實驗中學，再有就是一家精神病醫院和幾片普通住宅，齣此就是一片荒蕪。我忐忑不安地走在冷清的平山道上，耳邊還留著老師的訓言。風一陣緊似一陣地咆哮，路過精神病醫院時，聽見樓上窗戶裏有人在唱戲，像是哭泣。我頭皮發麻，就跑起來。回到家，見到等候我的母親，眼淚就滾下來。
一晃，天津城市發展的腳步匆匆，快走過60年的輝煌。
我搬了幾次家，現在住在體院北，每天上班必走平山道。曆史的變遷把平山道徹底改變了，短短的一段路，再也沒有往日的荒蕪和冷寂。平山道經過多少次的修整，道路平整，路燈也明亮了。尤其是兩邊一幢幢新樓日新月異，拔地而起，把平山道裝點得像現代大都市一般。實驗中學雖依在，但也麵貌全非，除了帶有歐洲風格的逸夫樓矗立在校園內，雄魄的體育館和新建的教學樓幾乎占據了平山道的半壁江山。道邊的綠樹，在滄桑中長大，顯得鬱鬱蔥蔥，繁茂處兩旁的樹枝開始交彙，為行人和車輛搭起一座遮風擋雨的天篷。每次從平山道上行走，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新感覺。覺得白己在變老，而世界在變新。又覺得道路雖然寬了，但又在逐漸變窄，因為車輛在平山道上多得總能排成一行行，我哪次乘出租車都叮囑司機別走平山道，容易堵車。
道路的變化趕不上時代的變化，而人的變化又趕不上市場的變化。過去平山道沒有幾家飯館，現在成了食品街，賓館酒店林立。很可惜，過去我常常跑到平山道一家溫馨的書店看書，然後拽下幾百塊錢，拎回來一袋新書。我女兒還沒出嫁前，總給她帶回來一批。她誇獎我給她拎回來一個嶄新的世界。我說咱們家不是大款，給你花錢買這麼多書，因為你趕上知識時代。後來女兒大廠，開始給我在那買書，常常拍拍我肩膀，笑著說，沒有我給你買回這麼多書，你能創作出這麼多作品？但這家書店沒了，代替的是一家服裝店，我路過的時候總有種悵然。
我經常去的是天津人民藝術劇院的小劇場，在哪裏看話劇是我生活享受，這個享受一直伴隨我30年。去年，我和女兒創作了話劇《下一站幸福》在小劇場上演，我很多次地在那裏陶醉，一與觀眾一起笑，一起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