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平山道還會變，共和國的腳步將會更加穩健。
讓天津的“非遺”立在舞台上
有人問我，相聲作為全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天津有什麼優勢？
眾所周知，天津是北方曲藝之鄉，也是相聲的大碼頭。相聲作為報送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得以順暢批準是必然的。在相聲界公認的四位相聲大師張壽辰、馬三立、劉寶瑞和侯寶林都是在天津發展起來的。張壽辰和馬三立都一直活躍在津門，而先前的弟子已經成為當今舞台的主角。除此之外，常連安、郭榮啟、趙佩茹等同等輩分的相聲導師也在天津創下了燦爛的輝煌。這個陣容是全國其他城市無法比擬的。如今，相聲的高峰期再度到來，常寶霆、馬誌明、蘇文茂以及李伯祥、魏文亮等已經扛下相聲這杆大旗。後輩的也迅速趕上，搶占了這個老百姓都喜歡的舞台，不斷地發揚光大。另外，天津的相聲已經形成了風格，著名相聲評論家薛寶餛稱之為衛派。我覺得天津相聲繼承傳統很突出，這個繼承包括多方麵，比如作品結構和表演手段，包括演出場地的氛圍，不能說是原汁原味，但能看出骨髓的部分。
天津的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項口在全國還不算多，已經批準下來的幾十項，方方麵麵都有，涉及麵比較廣泛。比如京劇、評劇、京東大鼓、天津時調、快板書、雷琴拉戲等，靜態的有楊柳青年畫、泥人張等大家熟知的，我認為其中的相聲還是拔得頭籌。現在天津能演出相聲的大小的茶館和劇場多達幾十家，上座率可觀，也吸引了北京以及來天津旅遊的大量客人。這種相聲熱的持續，有發展壯大趨勢，在全國不多見。說明天津這座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底蘊豐厚，也說明相聲作為一個碼頭文化的前驅者的後勁十足。相聲的流派紛呈，名家薈萃，這也是能傳承下來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曾經去過蘇州，想去聽評彈，一打聽也就是幾家。記得我三次去蘇州，都是跑到茶館去聽評彈，實在是太喜歡了。茶館在白雲觀附近，進去後很是冷清，讓我這酷愛評彈的不是滋味。結果我點了幾首曲子，唱完以後隻得再點。當我和朋友走後，回頭看見兩個演員孤零零坐在舞台上，下麵已經沒有人了。而走進天津的茶館或者劇場看到這麼多觀眾，喝彩聲接踵而來，真比喝了蜂蜜都甜。
在全國“非遺”宣傳日期間，我策劃了由市“非遺”保護中心組織的四場戲劇曲藝係列演出。沒有經費，一位喜歡曲藝的朋友提出幫助，我對他們坦率地說，沒有回報，你們就是投人。四場下來不敢說場場爆滿，但也是人潮湧動。我當初參與策劃這四場戲的目的很清楚，就是想把天津的“非遺”立在舞台上，讓更多的人喜歡它。我作為市非物質文化保護中心的主任，聯絡了幾家有關單位，說明舉辦這次天津“非遺”戲劇曲藝演出的想法，回答都是支持，而且怎麼支持都不過分。久違曲藝舞台的京韻大鼓劉派代表小映霞上台時，盡管已經快深夜了，但觀眾沒有走的。年過八句的小映霞頭頂滿頭白發，唱的是拿手好戲《鬧江州》。還沒唱完已經淹沒在觀眾的喝彩之聲，我的眼淚瞬間流下來。其實，我就是想讓天津的老百姓品嚐到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項口的藝術真．鑽，叫老祖宗留下的寶貴財富不能在天津斷了根脈，應該讓後代也能享受到中華文化的大餐。其實，這一陣子舉辦戲劇曲藝的晚會不少。而我們作為天津“非遺”單位舉辦就顯得不同，沒有多少商業色彩在裏邊，就是純粹的欣賞。
我喜歡在天津茶館裏走動，看曲藝，聽相聲，品戲曲。天津的茶館都駐紮在熱鬧的商業區，北如估衣街的謙祥益，勸業場的天華景，古文化街的名流，等等，即便勸業場晚上關門歇業了，也有直通七樓的電梯。這就是天津“非遺”項口，卜曲藝和戲曲的藝術魅力，而且多少年不衰。我曾經陪著馮鞏去茶館看相聲，一邊看一邊順著嘴，說，都是好玩意兒。可就在二十年前的天津，茶館裏還一片蕭條。天津這塊肥沃的文化土地就這麼養人，觀眾就這麼喜人，可形勢就這麼逼人。沒有好玩意兒，沒有新人在成長，有多少土壤都會貧膺。天津茶館是一個容納百川的大舞台，是一個能把傳統藝術得以繼續伸展的風水寶地。我不能早早地把天津這些“非遺”寶貝送進博物館。我參與舉辦的這四台非遺戲劇曲藝係列晚會，年齡最大的八句，最小的正當年，不同輩分的演員同操守，共獻技，傳統的“非遺”聯絡了一個大家庭。久違的小映霞上台與觀眾見麵時講了一句話：我很想念觀眾。董湘昆是坐著輪椅上台演唱，土毓寶因為身體原因不能登台，也是焦急萬分。今年年初的一次傳統相聲晚會上，常寶霆是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相聲的唯一傳承人，上台後我看見他激動的一張臉，嗓音都在顫抖，於是我的心也熱起來。
想起上小學的事兒
那天路過我的小學——平山道小學，忽然想起了不少上小學的事清。
我是1960年上的平山道小學，那年平山道小學才建校一年。我上小學的時候就是白己去的，背著我哥哥的舊書包。我住的九號樓大院還有幾個小夥伴和我一起去的，大家說說笑笑就走了四裏地。回來以後也沒有人理我，可那天我的書包裏有了新書，我就覺得跟寶貝一樣。我學的第一首歌曲是“太陽當空照，花兒對我笑，小鳥說早早早，你為什麼背上小書包”。二年級開學的第一天，我戴上了紅領巾，那時班上隻有十幾個人能享受這個榮譽，當時我們就照了一張紅領巾合影。事過52年後的秋天，我們這十幾個當初戴紅領巾的同學又重新照了一次，還是那個列隊方式，隻不過每個人臉上都是曆史滄桑了。
我第一次上台演出是三年級，白己創作了一個快板書《說說我的近視眼》，參加了全市小學生文藝比賽，在青年宮，獲得了第一名。那時上台找同學借了一副近視眼鏡，上去就暈乎乎的，差點兒從台上掉下來記j沒想到我現在真的成了近視眼，鏡片越來越厚。那時我就想見李潤傑，後來我就說謊，說白己是李潤傑的侄子，反正都姓李。同學們都另眼看我，那時平山道小學能說快板書的不少。後來有同學揭露了我，弄得我很尷尬。李潤傑在世時我說給他聽，逗得他哈哈大笑。
我在班裏寫作文排不進前三十名，六年小學隻有一次獲得讀範文的機會，是我五年級寫的《清明節想起先烈》，在課堂上讀的都是我哥哥給我寫的，因為我要臉麵。後來，習王主任疑惑地對我說，這是你寫的嗎，你能寫出這樣的作文？我不服氣地說，我大了還能當作家呢。班主任哈哈大笑，說，你要是當作家，我就給你鞠躬。前幾年，我接到了班主任的一封信，信裏說給你鞠躬了，沒想到你真成為作家，讓我驕傲啊。後來，我閨女上小學時，她的班主任就說這個孩子怎麼就不如你呢。我笑著對她說，不能看現在，要看以後，備不住她還能成作家呢。班主任搖搖頭走了，果然我閨女大了以後也成作家了，小時候不能寫，不等於一輩子寫不出。
平山道小學的足球隊在河西區是二流的，當時最好的是土城小學，培養過左氏兄弟。我是小學足球隊的守門員，在跟土城小學比賽時，我成功地撲出了兩粒必進球。那時，隊員們歡呼著撲向我，我當時回家就跟我娘顯擺，我娘指指我鞋說，你那腳夠臭的了，脫下來晾涼吧。我還是學校體操隊的首席隊員，經常在學校操場上折跟頭，整整翻一圈，哪次都是掌聲雷動。前不久我去青島開會，在沙灘上我說我能折跟頭，大家不信，結果我翻了一個扭了腰。我還是學校朗誦隊員，但一般都會站在後麵集體朗湧，前麵的永遠是老市長李耕濤女兒李軍前，還有後來是外貿某公司老板的楊金剛，靚女俊男。我站在後麵發誓，一定要站前麵一次，結果我站了，鬧個結巴嘴，把狼說成羊，把羊說成狼。
借糧
說起借糧這個詞兒，可能五十多歲人會知道。在上個世紀的60年代初期，每月到25日這天就是天津的借糧日。這天，大家會到糧店去排隊，一般都很長，需要兩個多小時才能買到。那是我剛上小學不久，我娘就讓我去排隊，估計我快排到一I的時候，我的哥哥們拎著糧袋才趕到。排隊很煩的，我歲數又小，就在那跑來跑去的，跑走前一定要告訴後邊的人我出去溜達溜達，一會兒回來。想想，那時候我才七八歲，現在這個年紀的孩子都坐在父母的汽車裏，旁邊還會有一條寵物。
借糧怎麼來的呢，那就是每月國家給你的糧食，要在這天借給你吃。每月根據不同的年紀和工種會有不同的定量標準，然後配發給你糧票。我記得到了我上中學的時候，我的定覺就是十八斤。我上邊有四個哥哥，一個個都是膀大腰粗，定量充其量也就是二十七八斤，不夠吃的。我娘就把自己的糧票貼補給我們五個兒子，其實我娘也不少吃。後來，我爸爸看實在熬不過去了，就讓我大哥和二哥去霸州，找我父親的老戰友買糧食。每次我大哥和二哥都是半夜偷偷背回來，滿臉都是汗水。我爸爸看到他們把糧食輪流背回來，每次都是小心翼翼地們‘開糧袋，用手撫摸著大米或者棒子麵，像是現在人撫摸著和田玉或者田黃石。我記得在“文革”開始，我無意中發現了一個傳單，上邊寫著我父親偷偷去農村套購糧食，上級組織給了我爸爸降級處分。
說起借糧，一定要說借糧的粗糧和細糧的比例。我清楚記得，我家七八口人，粗糧占一大多半，粗糧主要是指棒子麵或者高粱米，當然山芋也是粗糧的重要組成部分。細糧就是指白麵。我家每月的十幾斤白麵都要給我爸爸一個人吃，也就是吃飯時，我爸爸吃的是白而饅頭，我們吃的是棒子麵窩頭或者高粱米粥。我爸爸吃饅頭時，從來沒有看到我們而心疼或者內疚，總是心安理得地吃。我四個哥哥一般不看我爸爸吃饅頭，不為別的，是怕白己看丫遭爸爸的白眼，說你怎麼這麼沒出息呢。我不，我會貪婪地看著我爸爸吃饅頭，因為我總期待著我爸爸良心發現，給我冊一口。我娘每次都很尷尬，她希望我爸爸別這麼自私，能給我留一口，但又不敢跟我爸爸直說。那時，我娘總給我爸爸買蛋糕，她覺得我爸爸是山，或者說是房子的頂梁柱。我知道我娘把蛋糕藏在哪，每次都饞得偷偷跑到衣櫃的頂端，把蛋糕輕手輕腳地取下來，用舌頭有技巧地舔蛋糕四沿，舔完了，把香味舔到嘴裏了，留著滿口的餘香迅速把蛋糕再送回去。其實我娘看到過我，但我娘沒說一句，你就把蛋糕吃了吧。全家真正吃細糧，一定是大年除夕吃餃子。這天，我爸爸要親白煮餃子，一個人隻能吃巧個。我娘總是把自己的5個餃子，每個孩子給一個。後來，改革開放日子富裕了，我爸爸煮餃子還習慣這麼煮，我說了多少遍，我爸爸總是哈哈一笑，說習慣了，改不了。
借糧中，哪次都把山芋堆得跟小山一樣，糧店的人用鏟子鏟。山芋在天津人度過三年自然災害中立了汗馬功勞，山芋可以蒸著吃，也可以放在棒子麵粥裏吃，也可以炒著吃，我還曾經生著吃過。我吃了幾年下來，見了山芋我就想吐。現在人們總愛在餐桌上擺上一道！山芋上來。哪次我都不吃，見了就胃酸，我真是吃怕。
中國是從1955年實施的糧票，一直到1993年才取消的。我現在記不起來，也考證不出來天津什麼時候取消的25日借糧。其實取消這天應該讓人記得，它宣布了一個計劃經濟時代的結束。那天我偶然發現了一張一兩的糧票，上邊是工農兵並肩站著，最顯著的標誌就是梳短發的女農民手裏抱著一大捆麥子。我拿給閨女看，給閨女說起借糧。80後出生的閨女笑了笑，好像我說的是一個天方夜譚的故事。中國的變化就是這麼不知不覺地進行了，隻不過我們遺忘得太快了，現在應該反當了。
再唱畢業歌
小學畢業時候正是“文革”打打殺殺的時候，班裏同學還沒怎麼明白事理就到了中學。中學畢業時候倒是知道了許多，可那時候有的去農村插隊，有的去工廠做工，有的成了小學老師，有的到馬路上指揮交通，成了交警。於是，我們班就分丫幾批畢業，我有幸第一批畢業去了新華印刷二廠。我畢業走的時候很傷感，因為看到別的同學還沒畢業，都在忐忑不安地等待命運分配。等到我從部隊回來了，總想著在部隊時有的戰友被推薦去了清華、北大，我看著他們興高采烈的表情就羨慕不已。回到地方後，我總覺得不會再有學上了，因為已經到了25歲。可是心裏有上學的情結，1983年，我在新華職大的考試榜上有名，好幾百人考了個三十多名。當我坐在課桌後麵，環視四周的時候，我愜意地笑了。因為班裏同學的年齡參差不齊，有比我大10歲的，也有比我小10歲的。到了快畢業的時候，班上的七個男同學成了竹林七賢。大家在一起無話不談。我應該算是比較能說的，可在這幾個人麵前都插不進嘴，他們都比我有學識，我說著說著就露出文化底蘊不足的怯。
1987年，畢業前的考試複習，我們在一起溫習功一課。書本上的事放在一邊，議論的都是國家大事，改革發展，市場經濟，鬧不清楚的還以為我們在開會。有時候也談藝術，談的最多的是京劇，還有相聲。時不時地還談書法，一談書法我就傻眼。我們七個，大哥陳攘龍，已然是著名書法家，可惜駕鶴西去。他祖上有錢，寫小楷都用金粉。那時，塗了我，其他人都朝他要字。後來他問我，你怎麼刁謬反我要字呢？我笑之，不懂，再說也沒看出你那字怎麼好。再後來，他的字逐漸有了價錢，我有了心，可不好意思張口了。那次，我請他給我單位寫字，寫完了以後掛在單位會議室，每天看著就想起過去上課的日子，想起陳驟龍活著時候的故事。二哥侈有為，不留神也成了民間著名相聲演員。他腦子極好，在後台聽一遍別人的相聲，再上台就能跟搭檔馬樹春說。前不久，他找我辦事。晚上吃飯時，我見他戴著一副淺墨鏡，神秘兮兮的。我嘲笑他神經，他一本正經地說，怕街上別人認出來。我強迫他摘下，果然沒一會兒就有人攔住他，興奮地說，你別不是伶有為吧。
畢業的時候，我們七個商量怎麼唱畢業歌。後來，三哥劉學仁提議去北京潭杯寺。劉學仁也是人物，精通書法理論，也算京劇的知音。他和陳鑲龍談書法，我聽著都跟天書一般。後來，伶有為也受其傳染，舞文弄墨，動不動還給別人寫個字。我曾經問陳鑲龍，他笑著告訴我，說相聲的能寫到這個份上不容易了。那時，唯一能從單位開出車的六哥袁培冀開著一輛北京吉普，我們七人遊覽了潭拓寺，借著青山綠水，又興致盎然地去了附近的戒台寺。還沒看夠，轉頭去了西山的臥佛寺。我不明白，三哥怎麼安排的都是這個寺那個廟的。他們在談笑風生中，潛移默化地給我講人生，講胸懷，講脫俗。後來我才明白，我當時在事業上嚴重受挫，是最失意的時候。他們幾個是有目的地去這些地方開導我，讓我能振作起來。我很感動，最後在香山飯店吃飯的時候，我舉杯時已經喉嚨硬咽。那晚，我們住在袁培冀的哥哥家，幾個人聊著唱著到了半夜。記得我透過窗戶，看到西山夜色模糊的輪廓，聽鳥兒在歌唱，有風在吹動樹葉嘩嘩作響。幾年以後，軍人出身的四哥項東軍去了美國洛杉磯經商，我和他在那重逢。談起那次畢業聚會，他說，不光對你，對我也啟迪不小。現在人與人關係像是瓷器，都怕磕著碰著，哪有同學之間那麼傾心捧腑。後來，五哥盛傳偉也遇到了工作壓力，這幾個同學對他如對我一樣進行了撫慰。
我畢業已經25年了，陳驟龍大哥去世的時候，我們聚會。最小的我已經60歲，看著每一個頭發花白的同學，我們畢業歌依舊在唱，依舊那麼投人。
人在哪裏讀書？
如果在30年前問這個問題，會有多少人詫異地看著你，回答當然在書店或者在家裏了。那天我乘動車去北京，周圍的年輕人都用手機看東西。我簡單問了問，有一些在用手機看網絡小說。我一位同事的孩子才上初一，她帶著孩子去內蒙古草原，就是想讓孩子擺脫天天用手機看網絡小說的習慣。沒想到，麵對著浩瀚的草原，孩子還是一門心思在用手機癡迷地看著，任憑我的同事在他耳邊瘋喊。
一次吃飯，我朋友帶著孩子作陪，是一個上高三的女孩子，相貌很是舒雅。吃到半截這個女孩子問，我能人作協嗎？這句話讓我很吃驚，就問她有作品嗎？女孩子平靜地說，我現在寫網絡小說，每個月能掙好幾千呢。我愕然，忙說，你不準備上大學了嗎？我朋友很痛苦地說，她準備放棄上大學，因為好幾個網絡小說的網站要跟她簽約。我不知道這個女孩子寫什麼能贏得這麼多的網民，女孩子估計簽約後每月能賺到一兩萬不成問題。我提醒她，你必須每天都得寫，而且會無休無止地寫下去，你有過思想準備嗎？女孩子也很糾結，說，我不寫，我的網民就會貼帖子罵我，我受不了。我問，你的網民都是什麼人呢？女孩子說，都跟我歲數差不多吧。
現在年輕人的閱讀方式都是在手機上，或者在平板電腦上。也確實這樣，你在飛機、火車上，或者任何一個可以休閑的地方，你周圍都有很多人拿著這種現代化的東西在閱讀，當然小說隻是一部分，看動漫的看電影的玩遊戲的應有盡有。一位醫生告訴我，現在患頸椎病的開始年輕化甚至低齡化。甭問，都是看這種東西看的。
以前總愛去書店，平山道就有一家特別的溫馨。我經常去，愛坐在夾層上，慢慢喝著咖啡，選擇一本白己喜歡的書閱讀。服務台有一位漂亮的女孩子，說話聲音很柔和。每次因為她我都會買一本走，後來她給了我一張優惠卡。後來沒了，變成了鞋城。那天跟一個書店的朋友聊天，他說了一句話，某區已經沒有一家書店了，所有書店的人都回家了，留守的人拿著出租書店的錢給大家發工資。我疑惑地問，那這個Ix的人去哪讀書呢？他笑著回答我這個可笑的問題，現在還有多少人去書店讀書呀。記得濱江道有一家書店，我也是常客，後來去找已經被商場淹沒了。在我家門口有一家超市，超市的角落有幾個書櫃，還給看書的人留著幾把椅子，是竹子的。我愛坐在那，看著一本書，能透過窗外看到外邊的人和車，享受著投過來的一縷陽光。再去，已經成了賣香水的櫃台。我仔細地吸吮，在濃鬱的香水味道裏還能吮到一點點的書香。後來我碰到一位從英國來的蔡先生，他告訴我，在倫敦的唐人街現在也隻剩下一個書店了。這句話好像安慰了我，但依！日抹不平我的遺憾。前年，我去北京開全國作代會，住在了王府井飯店。我去了幾次周邊的三聯書店，依舊有，但裏邊已經冷冷清清的。因為沒有椅子，我坐在台階上看著白己喜歡的書，聽到有幾個人進來喊著，走錯了，這是他娘的書店。我的心境在破壞。
為什麼要到書店看書，因為都是書，給了你一種閱讀的渴望和氣氛。在愛爾蘭都柏林聖三一學院的圖書館，古典的建築，進去望不到頭的書，你似乎被書包圍著，撫摸著，書櫃的兩側都是綠蔭蔭的樹木，你就有了回歸白然的感覺。我愛去濱海新區泰達圖書館看書，就是因為隔著窗戶就是草地，就是一片樹林，開闊得讓你竟然找不到一個邊。
那年我去香港，夜晚走在一個繁華的街道裏端，就開始尋找書屋，突然看見一家書店的門口有燈光。我去的時候已經快關門，我走進去裏邊讀客還很多。我發現了一部《卜央樂團史（1956-1996）），隨意瀏覽就有了興致。這時，傳來輕輕的聲音，說已經到了關門時間，但您盡管繼續瀏覽，我們不會催促您。這聲音溫馨，暖人心肺。我隻好放下書籍，隨著讀客的腳步留戀地離開。
說來，人生像一幢三層樓的房子，第一層是物質的，第二層是精神的，第三層是靈魂的，世間大多數人就住在第一層，一輩子忙於錦衣玉食；少數人如學者、藝術家等，即專心學術、文化，更有少數人對第二層樓還不滿足，爬上第三層樓去探求人生的究竟。其實，在書店裏看書就是準備爬上第三層樓探求人生的究竟。
享受讀書的愜意
記得那年出差去廣州，飛機因為大霧的原因遲遲不能起飛。於是就在候機室裏百無聊賴地等，因為就一個人，所以覺得很寂寞，因為廣播裏傳出來需要等四個小時的消息。平常時間忙碌慣了，從早晨起來睜開眼開始，一直到晚上鋪床睡覺，好像每一分鍾都有很多工作需要處理，即便睡著了，白天惦記著的或者轉天要拌麵的事情都會在夢裏再現。當然，在夢裏辦的事情都不順利，甚至都是噩運結束。我隻得在候機室裏的書店轉悠，無意間看到廠日本作家渡邊淳一的新書《浮休》。我覺得這個名字怪怪的，於是拾起來簡單看了看，書裏的題跋對浮休有個解釋，陡然吸引了我。浮休：謂人生短暫或世情無常。語出《莊子·刻意》：“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何必待衰老，然後悟浮休。”後邊又引證了唐代詩人白居易的一句：“人為天地客，處世若浮休。”為了更好說明浮休的含義，作者又通俗地淦釋說，一切都是稍縱即逝的，所以要抓緊當下好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