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向上的枝條，向下的落葉
——首都師範大學駐校詩人王夫剛訪談錄
霍俊明 王夫剛
霍俊明：夫剛兄好，再一次受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的委托與駐校詩人進行對話，非常榮幸！時間過得太快了，想起去年9月你在首都師範大學駐校詩人儀式上的發言《願詩歌與我們的靈魂朝夕相遇》，一切還恍如昨日。我很看重每一次的詩歌對話，因為在我看來，這種對話更利於展開真正的深入交流甚至思想的碰撞，一次合格的訪談有時會比一篇優秀的詩學文章可能更具有某種程度的重要性。一年過去了，請你先說說在首都師範大學駐校的一些感受吧，或者談談這段時間你對北京詩歌場域下的詩歌生態和詩歌現狀的感受。
王夫剛：去年9月，我住進了這所差不多有60年曆史的學校。北京有60年曆史的高校比比皆是，不值得過於強調，但我覺得，首都師範大學可以例外——這裏不但有教育部省屬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詩歌研究中心，而且在中國率先推行駐校詩人製度，從2004年開始，至今已曆8年。一直到去年，首都師範大學仍然是中國唯一擁有駐校詩人製度的高校。一個嶄新的詩歌傳統已然形成，而這不僅僅是詩歌的財富，也不僅僅是首都師範大學的財富。我住在校本部的一套房子，據說這裏已住過四五位駐校詩人了，每一位駐校詩人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跡。我很榮幸能成為駐校詩人製度的一個受益者，能在這裏完成一年的生活——是學習，也是體悟。從北京南站下車，坐地鐵到公主墳，再打車或者乘公交車到首都師範大學南門，這一年，在路上的感覺非常明顯。現在，當你問我駐校感受的時候，我意識到，告別的時刻已經臨近了，我將離開這套房子，離開這所朝夕相處一年的學校，離開這裏那些與詩歌有關的老師和同學們。這難免有所傷感。幸運的是，因為這種傷感，我的人生（包含詩歌但不止於詩歌）呈現出一種此前未曾經曆的過渡：有些牽掛，愛，記憶，再也不能輕易與之割舍。至於北京詩歌場域下的詩歌生態和詩歌現狀，這裏就不多言了，一則我還沒有做好準備，雖然偶爾參加一些詩歌活動，但基本屬於淺嚐輒止；二則，好像我也缺乏持續的興趣關注此類問題。對於我的一年北京生涯而言，首都師範大學的校園已經足夠龐大。如果一定要回答你的提問，我想說，很好，很好，很好。
霍俊明：有所傷感是必然的，也許唯有詩歌的記憶能夠彌補這一缺憾性的空間。以前的幾位駐校詩人都對詩人公寓外的那幾棵高大的白楊樹情有獨鍾，甚至把它們寫進詩歌。在我看來這些白楊樹已經成為來自“外省”（也許從來都不真正存在什麼“中心”和“外省”，這不能不是一種尷尬的文化情結和地方性焦慮）的駐校詩人關於北京生活的記憶符號。不知道你對這些窗外的白楊樹（或其他事物）的體味是否和其他詩人一樣？以前你曾寫過一首《白楊樹》，也是在學校場域下展開的對時光和過往的追憶。而操場上的白楊樹顯然獲得了別樣的曆史意味。白楊樹既指向了個人命運，也指向了更為寬廣意義上的時光和現場、曆史間的齟齬命運：“現在我要說的是，它們，向上的枝條/向下的落葉，不知所終的時光/它們的命運我一無所知。”如果用“向上的枝條”和“向下的落葉”來理解你的詩歌寫作向度，不知是否合宜？
王夫剛：去年我來的時候，窗外的白楊樹是綠的；今年告別的時候，窗外的白楊樹依然綠著。從綠到綠，這綠已非那綠；從綠到綠，植物的哲學與人類的思考終將殊途同歸。前幾天北京的風特大，這些高於六層樓的白楊樹一天到晚發出一種亢奮的聲音，讓天空和陽光變得細碎，斑斕。傍晚時我在陽台上看它們，聽它們，一種別樣的感慨會漫漶般占據我一天將逝的內心。作為駐校詩人的老鄰居，白楊樹進入詩歌是必然，成為駐校詩人的北京記憶之一也是必然。但我記憶最深的卻不是窗外的這幾棵白楊樹，而是白楊樹一邊的幼兒園，每天上午九點多，在兒歌的召喚下，孩子們會準時到小操場上蹦蹦跳跳，兒歌很簡單，最主要的一句是：“我真的很不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錯！”有時會播放另一首：“愛我你就陪陪我，愛我你就誇誇我！”童言無忌，孩子們因為無須裝嫩所以可愛。兒童勵誌歌已經不適合我們來唱了，但它穿越時空的功效並沒有喪失——人類的每一次出走都是為了恒久歸來，需要“我真的很不錯”的自信，也需要對“我真的很不錯”保留一種反思；需要“陪陪我誇誇我”的呼喚，也需要回答“陪陪我誇誇我”的原因。我坐在陽台上，由兒歌想到詩歌：自作多情的詩人，你為什麼隻喜歡繼承兒歌的幼稚性？也許我的聯想過於信馬由韁了，生活美好，我又何必杞人憂天。這時白楊樹或動或靜，使我眼前有物，使我釋然。《白楊樹》是一首逆流而上的回憶之詩，寫於十多年以前，寫的是我20多年以前的經曆，你從中解讀出不止於個人命運的味道對我的寫作而言是一種褒揚。情況就是這樣，我有一顆枝條般向上的心，卻在落葉般向下的生活中苦苦掙紮，長久以來，隻有詩歌具有平衡兩者的能力。白楊樹的命運我一無所知，我的命運我又知曉多少呢，我又需要知曉多少呢？我唯一奢望的，向上的心和向下的生活各取所需，不要把我和我的詩歌一扯為二。
霍俊明：由首都師範大學詩人公寓西側那所牆壁上花花綠綠的幼兒園我不能不想到今年我在台灣的情形。春節剛過，我帶著今年北京第一次降落的雪花穿越海峽到達台灣最南部的屏東。當我第一眼看見我所居住的公寓大門時，一時愣住了。那是一扇巨大的超紅顏色的大鐵門。這種紅顏色的大門在屏東乃至整個台灣可能都是絕無僅有。我相信這是一種命運。站在陽台望去，樓下不遠就是屏東教育大學的附屬幼稚園。每天我都能夠看到他們在說著標準國語的美麗的老師帶領下做操，跳舞，唱兒歌。現在回想，這些小孩子所唱的台灣兒歌我竟然一句都沒有留下印象。你在北京，我在台灣，作為“外鄉人”我們竟然獲得了如此吊詭的一致的命運。記得我們第一次相見是在濟南的一個詩歌進校園的活動上，走出黑壓壓的火車站，我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了你瘦削的身影。你的穩重、從容、質樸、謙遜、坦誠以及瘦削所代表的某種倔強和堅硬的成分，在你的詩歌中得到了程度不同的體現。2003年你去深圳參加青春詩會，曾在海上仰起頭顱、飛翔般展開雙臂呐喊著照過一張照片。盡管你在詩歌和日常生活中也時時流露出幽默和睿智，但更多的是不苟言笑，這張照片是否顯現了你性格中不為人所知的另一麵？它讓人本能而直接地想到海子當年的那張類似的照片（區別可能在於海子的手裏多了一頂帽子）。如果不是我的聯想過敏症在作祟，是否意味著這兩張照片之間有什麼聯係？
王夫剛：每一個人的性格中都有雙重性，這是人與動物的重要區分之一。盡管知行合一最佳，但知行合一的難度卻令很多人望而卻步，退而求其次，訥於言而敏於行也不失為人生的大境界。我不想在人群之外特立獨行，也沒有興趣沿著時尚的風向標追風逐影，在生活允許的範圍中我從不把孤獨視為可恥。寫作亦然。當然，說到不苟言笑，我認為不是我喜歡如此，而是性格命令我如此。雖然動物的趨光性和人類的趨利性都無可指摘，但個人利益至上真的是一個很乏味的過程，因此，不苟言笑也好，活潑可愛也好，都是形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因此喪失人生的要義。至於我的性格，和我打過交道的人或許有所了解，沉默並非失聲，隱忍並非懦弱，妥協並非獻給自己的台階，那些在眼前晃來晃去的小商人，二混子，心裏裝滿一己欲望卻罔顧比例失調的無趣之徒，不值得我們嗬斥，更不值得我們詩禮相待。我的性格中可能有很多缺憾，也曾讓我在生活中吃盡苦頭，但我自信沒有給詩歌帶來負麵影響。你提到的那張照片，算是“偶爾露崢嶸”吧——在大海上，在詩人中間，不苟言笑的人也有權利無所顧忌地喊上一嗓子，不過這不說明什麼問題，生活的常態不是瞬間結構。它和海子那張著名的照片有什麼聯係，我想，還是說它們之間沒有什麼聯係吧，傍大的事情向來為我所不喜歡，還是由那些跑碼頭的人去做吧。我對詩人海子的尊敬不取決於我和海子的現實關係。
霍俊明：一個人的性格也決定了其詩歌的命運，在閱讀你的作品時，這種感受不斷提領著我。而說到詩人身份，我想你的七世祖王乘籙（字鍾仙，？——1633）應該是必須提及的不可繞過的人物。因為在我看來，你的這位詩人先祖與你的詩人身份和詩歌性格之間有著某種天然的關聯。我曾看到詩人北野贈你的一幅字，抄錄了鍾仙先生的詩句“海風接大壑，天雪響空林”。而你的故鄉王家大村東北墓地的墓碑“明故詩人鍾仙王公之墓”更是一個意味深長的寓言和象征。詩人的身份能夠延續在你的身上不能不顯現出強大延綿的詩歌膂力。一個人在身後還將“詩人”作為最重要甚至是唯一身份的認知，不僅在你的故鄉方圓百裏絕無僅有，在中國也肯定是屈指可數。你的這位先祖對你的詩歌寫作、詩歌理想（立誌做一個詩人）、詩人性格以及對故鄉的認識有怎樣的影響和聯係？
王夫剛：幾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用了鍾仙先生的一句詩作為題目，叫做《盡日南窗改舊詩》，盡量詳盡地梳理了我對鍾仙先生的理解和紀念。1980年代後期我學習寫詩的時候還是一個少年，沒有機會到博物館裏去讀他的詩篇（那時他的作品隻能從儲藏於博物館的《東武詩存》才能讀到），仔細研讀他的文本是最近十年的事情，這意味著，我的詩歌寫作起源沒有直接受益於我的這位身份獨特的先祖，但我的詩歌理想毫無疑問與他有著藕斷絲連的價值取向，能成為一個現代詩人，我願意歸功於鍾仙先生的漫漶啟發和潛移默化的影響。我們那一帶過去屬於荒野僻嶺，自然風光尚可，文化底蘊卻不樂觀。除了鍾仙先生，其他詩人大都當地望族，住在城裏，他們寄情山水有著鍾仙先生不可比擬的客觀優勢，所以他們寫不出鍾仙先生“囊空休自澀，隨意貯山川”這樣的詩句，但他們對於鍾仙先生惺惺相惜的尊敬可由他們為鍾仙先生立下的這塊留存至今的墓碑窺見一二。之後近四百年，詩人王鍾仙對於這個村子、對於這片土地的現實影響幾乎為零，生存的殘酷讓我的鄉親們對權力和金錢表現出了自取其辱式的熱情，這很遺憾但可以理解。我當然不能也不會以鄉親們的態度麵對鍾仙先生——這樣麵對他等於這樣麵對自己，等於自取其辱。我相信我與鍾仙先生之間有一條秘密通道，在這條被時光淤塞過的通道中他不僅是我的長輩，也是我的老師、朋友和同道，四百個春秋不過彈指一揮，而這個村子、這片土地遲早會後悔對於他——或曰對於詩人——或曰對於文化的長期漠視。今天，《鍾仙遺稿》已經蕩然無存，除了這塊墓碑，隻有有幸收入《東武詩存》中的50餘首詩篇能證明鍾仙先生的詩人身份了。以後大概我會據此替他出版一本詩集，屆時，我將贈你一冊簽名本，用我的筆，寫下他的名字。
霍俊明：我期待這本先人詩集的出版。有時候我想，如果用手抄若幹本你先祖的詩集可能會更有意義。既然提到了你的詩人先祖，那麼接下來順便說說你的故鄉五蓮吧。你曾在《五蓮》《夜宿五蓮山》《從五蓮山上看戶部鄉》《1994年的五蓮縣城》等詩中對故鄉有著譜係性的詩性抒寫。無論是少年時代對山外的憧憬和對故鄉的某種天然疏忽（“戶部鄉的青枝綠葉，為什麼不肯把我打動？”），還是離鄉後對出生地的眷戀（“半島就是我們歌唱的理由”）和深沉、憂傷的銘記（“我曾是故鄉唯一的讀書郎/腳印裏裝著勞作者的/泥濘的心，一些雨過天晴的事物/構成了他們被讚頌的遺產”），這是否可能印證了你詩歌的根係與情結所在？五蓮處於沂蒙山區和黃海之間，這種特殊的地理脈象對你的性格和寫作有沒有潛在的影響？從故鄉五蓮到濰坊（記得你與此相關的詩有《風箏》《懷念濰坊》等）再到三百公裏之外的濟南（此間好像還在北京短暫居留過），這種從鄉村到城市、從城市到城市的地理坐標轉換對你的詩歌寫作和生活而言意味著什麼？
王夫剛：作為一個獨立的縣，1947年之前的五蓮隻有土地沒有名分，後來割諸城、日照和莒縣三邊交接的山地而自成一縣。諸城、日照和莒縣皆資格蒼老，赫赫有名，五蓮與其說是新生，不如說是被遺棄。隻要留意你會發現，一般情況下，五蓮不談曆史。我老家的鄉鎮叫戶部鄉，但千萬不要望文生義地認為這裏曾出過戶部尚書之類的高官；我老家的村子叫王家大村，這倒是一個以王姓為主的村子（新近成立的七老嶺王氏宗親聯誼會還給了我一個小職務）。這裏是山區，但擁有半海洋性氣候，在村莊的東南、西南和北邊，分別佇立著當地最為知名的三座山峰：五蓮山、九仙山和馬耳山。三山交會，一川向海，當年蘇軾任職密州（今諸城）時，曾經給予這裏足夠奢華的讚美：“二華行看雄陝右，九仙今已壓京東”，而在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獵》中，更曾以“老夫聊發少年狂”一驚天下。每個詩人都擁有一處不能選擇的故鄉，對於我，五蓮就擔當著這份責任。但請允許我對它愛恨交加——就是它讓我“在城裏像一個鄉下人，在鄉下居然被視為城裏人”。 你上麵提到的《五蓮》《夜宿五蓮山》《從五蓮山上看戶部鄉》《1994年的五蓮縣城》等篇什，並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家鄉讚美詩，這是我的性格使然，也是我的故鄉經曆所致。隨著年齡的增長，五蓮提供給我的寫作興致也許會越來越淡，而這也不意味著我對故鄉已經離經叛道：詩人的困苦在於，他的詩歌情結可能會有所轉移，但寫作根係卻永遠無法移植，這與你的下一個問題息息相關——通常，地理脈象對詩人的性格和寫作有著巨大的影響，這種傾向在雷平陽、潘維等人的作品中尤其明顯。山東是一片中庸的土地，地理脈象沒有讓山東詩人受益過多，即便江非在詩中創造了平墩湖，但相比於雷平陽的雲南之詭秘，潘維的江南之多情，還是顯出了氣象上的局促。當然，雷平陽和潘維代表著一個地域，江非卻是一個人在戰鬥，這樣比較他們或許不夠厚道。這裏的問題是，江非為什麼不能代表山東呢？我想，主要還是山東的麵孔不夠清晰，氣息不夠強烈，個性不夠彰顯。中庸有時屬於一種普及性的罪過。生活中曾有四個地方施恩於我，依據它們的重要程度依次是：五蓮、濟南、濰坊和北京，地理坐標的轉換的確影響了我的生活，但不會左右我對詩歌的根本判斷和理解——所謂鄉村，是城市的鄉村；所謂城市，是鄉村的城市——對於一個合格的詩人而言，這不是文字繞口令，而是最起碼的要求和修行。
霍俊明：近年來我越來越感興趣於詩人和詩歌文化地理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在21世紀瘋狂推進的後工業時代，詩歌視野中的文化地理正在可怕地消弭。無論是詩人的出生地還是此後的異鄉生活，這甚至已經成為時代的宿命。春節後我飛抵台灣海峽對岸，在他鄉的房間裏閱讀你的詩作和隨筆時，其感受是極其複雜的。我承認在台灣最南方的炎熱中閱讀北方詩人的文本是我在北京閱讀時所沒有過的經曆。我曾想象你在北京到山東或者到魯東南老家五蓮的情形，一個詩人，一個實實在在的生存者，乘坐飛機、火車或者汽車時，他對地理和時代的認識隻能通過一個小小的窗口獲取。這些年你外出，遊曆（尤其是幾次南方之行——武夷山、深圳、廣州、寧波等地），地理或沿途景象是否對你的詩歌寫作產生了程度不同的影響？或者就此說說你的感想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