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寫了《青狐》，這是我寫得最用功的書。我無意摻和緬懷八十年代，我隻是告訴你們真相。在我年逾古稀的時候，說出真相是我的無可逃避的義務。
我也反省知識與知識分子。知識與知識分子都讓我感動而且佩服，例如從小我就那樣傾心於達芬奇與屈原。傾心於俄國的、法國的、德國的與我國的作家。但是我也困惑，有的作家、知識分子是那樣大言不慚那樣橫空出世而又那樣實際上是無知，是專橫，是裝腔作勢、藉以嚇人。除了《大塊文章》中我提到的那位被譽為中國知識分子良心的先生的大言欺世以外。我還要提到這十年來的一些情況。例如最近由於《讀書》主編易人而掀起的網上風波。太不成樣子啦……可以相信，這些一度繼承了陳翰伯、陳原、馮亦代、沈昌文、董秀玉的資源，卻實在比不上他們的前任的人終將會跨過當不當主編的失落感與不惜編造幻覺而一鬧的衝動，保持知識分子的清潔與奮發，為自身與學派同道的成長成熟作出新的努力。
而另一位由於提倡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而揚名的長者，彌留之時卻沉醉於美國的先發製人與維護價值的戰爭，我說的是至今爭議不止的伊拉克戰爭。他老人家甚至痛惜美國福特還是尼克鬆當年沒有在中國進行“文革”時用這種方法對付毛澤東。他老人家的話甚至使海外華人學子大驚，以為老人家的神經出了問題。不妨設想一下六七十年代如果美軍入侵中國，天！我不便再多講下去了。
關於專業作家製度和人文精神的討論，使我對自己，對論辯的對手，都極其失望。我太倉促，太多漏洞，太拘泥於防“左”反“左”。
我有時想，會不會是在中國這一個整體之中，敵視某個社會群體的人的水準，與被輕視的那部分人的水準，大體持平呢？請勿生氣。
我算不上典型的幹部官員，同樣算不上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或者小說家。我的事太多，麵太寬，側麵太多。可能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策。如果我專心攻一兩樣東西，一兩部作品，可能比現在更美好更高級。然而，我明明有這種可能性存在啊。我能小說也能詩，能開會也能說講，能外也能內，能攻也能守，能政治也能藝術。怎麼辦？我現在應該滿意，我做了我能做的了，我九命七羊，為什麼非要變成一命半羊呢？
而且這有關我的處境，我的四麵開花，八麵來風，使吾兄的“一條筋”的明槍暗箭顯得太不夠使。使信口雌黃的小子們老虎吃天，無從下口。
嗬，吾兄，我的兄長，王蒙老矣，吾兄亦老矣，或益老矣，吾兄為何要那樣格格不入，那樣氣不打一處來，那樣惡聲惡氣？曆史是偉大的，吾兄也隨著曆史而偉大過，行了，該知足了，不可能將曆史死釘在那裏使吾兄的偉大變成永遠。昨天已經古老。昨天不應該忘記。今天更應該關注與理解。二零零七年九月在俄羅斯喀山市，我們與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研究員傑尼娜在步行街共進晚餐。我們聽到許多老歌，一會兒尼娜說，這是老歌，是六十年代的，一會兒是七十年代的，一會兒是八十年代的、九十年代的乃至二十一世紀初的，她歎息道：“都是老歌兒呀，現在青年人已經不唱了。”